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卫生部等


关于切实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的意见

国中医药发〔2008〕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军队各有关单位：
综合医院（含专科医院，下同）中医药（含民族医药，下同）工作是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对于提高综合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学术继承与创新，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方针和要求，现就切实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卫生和中医药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工作，突出特色优势，注重继承创新，加强中西医合作，提高队伍素质，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突出中医药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明确发展重点。坚持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坚持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导向，将中医药服务拓展到医院各临床科室。坚持中医中药并重，统筹协调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
（三）工作目标
到2015年，综合医院均按照要求设置中医临床科室和中药房，中医药服务设施设备齐全、人员配备合理、服务能力有较大提高，医院各临床科室通过与中医临床科室建立协作机制等形式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使人民群众在综合医院接受西医药服务的同时，能够享受到安全、有效、及时、方便的中医药服务。
二、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与科学研究水平
（四）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要发展成为带有全科性质的临床科室，根据临床需要提供中药饮片、中成药、针灸、推拿等多种中医药服务。要紧密结合医院的发展重点和优势专科（专病），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中医专科（专病）建设，形成特色和专长。
要注重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注重传播“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理念，与中医治疗相结合，积极开展中医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服务。
（五）要探索建立中医临床科室与其它临床科室密切配合的协作机制。综合医院要集全院力量，针对中医药治疗有优势的病种，通过专家共识、临床路径、诊疗方案等方式，找准中医药切入点和介入时机，明确中医药参与治疗的方案；要完善会诊、转诊制度，把中医药服务拓展到其它临床科室。中医临床科室要主动参与医院常见病和重点病种的治疗，发挥中医药在优势病种和优势环节上的作用。其它临床科室要主动邀请中医临床科室参与本科室病种的治疗；要根据中医药理论合理应用中成药；要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积极应用中医适宜技术。
（六）综合医院要根据《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的发展思路、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充分利用医院西医人才、技术、学术以及现代设施设备条件，在坚持中医药自身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注重多学科参与，结合医院最具优势的现代医学相关领域，积极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创新和优化临床诊疗方案。
三、加强中医药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
（七）综合医院要根据当地医疗服务的实际需求，配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形成结构合理的中医药人才队伍。要以强化中医药基本功、提升中医药临床技能为重点，开展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业务素质，造就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积极开展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和整理工作，通过临床跟师、名中医工作室等方式，系统总结并传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鼓励有条件的老中医药专家著书立说，带好接班人。要加强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对西医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了解西医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重点，更好地开展中西医的交流与合作。
（八）综合医院要充分利用医院的中医药资源，组织开展西医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并将培训纳入继续教育要求中予以考核。中成药合理应用以及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要作为培训重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设立高级西医师学习中医培训专项，每年主要从综合医院中遴选一批高级职称的临床类别执业医师进行中医药知识与技能专门培训。
（九）综合医院要开展中医临床科室护理人员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培训，使护理人员系统接受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全面掌握中医护理常规、操作规程，开展辨证施护和中医特色护理，提供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康复和健康指导。
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中医药服务条件
（十）综合医院要依照满足临床需求、方便病人就医的原则，合理设置中医门诊和病房，并达到《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基本标准》的要求。要按照《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的要求加强中药房建设，保证中药质量和调剂水平。有条件的医院还要设置中药制剂室，积极研制开发医院中药制剂。《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基本标准》和《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另行制定。
（十一）综合医院中医药科室要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努力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门诊、病房和中药房等区域内的设施和内部装修、标识、科室简介等要体现中医药文化风格与特色，便于人民群众了解中医药知识，提高对中医药的认知度。要将中医药文化融入中医药科室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从语言、举止、礼仪以及服务方式、服务流程等方面，建立并不断完善行为规范体系，形成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服务文化和管理文化，促进服务价值、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提升。通过中医药文化建设，使人民群众从诊疗环境、就诊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切实感受到独特的中医药服务。
五、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中医药服务行为
（十二）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和军队各级卫生部门要加强对综合医院中医医疗质量的监督管理，把中医药服务质量情况和中医药行业标准规范执行情况作为综合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与评价的重要内容进行定期评价。
（十三）综合医院要切实加强中医医疗质量管理，制定完善中医医疗质量控制措施与方法，严格执行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和中医药行业标准规范，不断提高中医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十四）综合医院要加强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质量管理，严格采购、验收、储存、调剂、煎煮等环节的质量控制。设有中药制剂室的综合医院要加强医院中药制剂的质量控制与监测。要建立中药临床使用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对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指导临床合理使用。
六、加强组织领导，为中医药工作的发展提供保障
（十五）推进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军队各级卫生部门的重要职责。要切实加强领导，制定保障和促进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的具体措施，为中医药科室的发展提供和创造条件。要支持并督促综合医院建设好中医药科室。要将中医药工作纳入综合医院建设发展目标和管理评价体系以及院长责任目标考核体系中。要将中医诊疗科目作为综合医院执业登记及校验的必要条件之一。要将具备条件的综合医院中医诊疗科目核定到中医科所属二级科目。
（十六）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把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纳入到整个中医药工作当中，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切实加强对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强化对综合医院中医药业务管理的培训，督促综合医院严格执行中医药行业的标准规范，建立和完善中医医疗质量控制体系。要切实加大对综合医院中医药业务建设的支持力度，在中医药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项目中，把综合医院纳入实施范围，统筹考虑。要建立与卫生行政部门和综合医院沟通协调机制，主动关心和支持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为综合医院中医药科室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十七）综合医院要将中医药的发展纳入到医院整体发展规划中，根据自身实际确定中医药业务重点发展方向，统筹规划中医药工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对中医药科室诊疗设施设备、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费投入，改善中医药科室的工作条件，保证中医药科室与其它科室同步发展。
要注重从中医药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等方面对中医药科室进行绩效考核，避免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作为考核依据，以鼓励综合医院中医药科室开展中医药服务。
要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医临床科室与其它临床科室开展合作，建立协作机制，为中医药服务拓展到医院其它临床科室提供制度保障。
要在职称晋升、进修学习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为中医药人员创造条件，保证与西医药人员同等待遇。对中医药人员技术职称的评聘要实行同行评议，以中医药理论掌握程度和运用中医理、法、方、药处理疾病的实际能力为主要指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卫生部 总后勤部卫生部


二○○八年八月十八日
试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

魏 勇


内容提要：
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虽然性质不同，但具有衔接性。本文对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适用、罚种上的衔接性作了有关探讨，提出税收行政立法应广泛采用“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提出当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存在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刑罚优先”的原则，并对其中有些特殊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对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罚种上的衔接作了简要思考。
关键词：税务行政处罚 刑罚 行政刑罚 竞合 衔接

刑罚和税务行政处罚是国家的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分别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所采取的制裁措施。税务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法律依据是有关涉税行政法律、法规与规章。刑罚针对的是犯罪行为，直接依据的是刑法。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在立法、适用、罚种上有联系，并且具有衔接性。

一、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上的衔接
在税务实践中，弄清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上的衔接，对于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税务行政管理相相对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保护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技术上的衔接
目前，在我国行政立法上设定税务行政处罚的主要有：《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某些规章，其中，《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在设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同时，又有相当多的条款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犯罪行为作了刑事责任上的衔接规定。可见，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确实存在立法上的衔接点，那么，在立法技术上是如何衔接两者的呢？纵观《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虽然可以构成涉税犯罪的行为不少，但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方式却很单一，一般表现为：在具体列举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各种形式的违法行为后，明确规定税务行政责任，并在税务行政责任后原则性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将税务行政处罚与高度概括性的刑罚责任写在同一条款中。这样的规定方式在《税收征管法》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税收征管法》第63、65、66、67、71条规定了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行为和非法印制发票行为应受到的税务行政处罚后，又逐一规定了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种立法上的衔接方法，虽然表面上增强了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但该种衔接方法过于笼统和单一，不利于涉税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体现在：有时税务机关查处了违法行为，明明意识到该违法行为已相当严重，达到了犯罪程度，但就是苦于无法找到刑法相应的条款，结果导致应当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涉税犯罪案件未能移送，只好简单罚款了事。例如，《征管法》第71条规定，“违反本法第22条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务机关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查遍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有关条文，里面只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发票和擅自制造发票有关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定，那么，值得怀疑的是，“非法印制发票”与“擅自制造发票”是否可以划等号？因此，《征管法》的这种高度概括性的援引性规定使税务人员在税务实践中难以操作。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发票管理办法》中同样存在。此外，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新的犯罪手段不断涌现，立法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采取“补充规定”的办法来弥补刑法典的不足，这更使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衔接问题变得日趋复杂。针对以上问题，不妨暂且考虑以下思路：对于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立法，在税收行政法律中采用明确的援引性法律规范。例如，在对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作出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后，对于构成犯罪的，作出依照刑法某某条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依照刑法某某条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即是援引性法律规范。表面看，援引性法律规范比目前立法上的高度笼统性规定要好，因为已明文指出具体适用刑法条款，便于税务机关实践操作，但实践中仍然会存在援引刑法条文不精确或不充分的情况。例如，对于逃避追缴欠税罪应适用刑法第203条规定，但该条规定的“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与《征管法》第65条规定的“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规定有不相吻合之处，从法理上看，“致使”与“妨碍”存在区别，“致使”表明纳税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与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妨碍”而无这样的因果关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纳税人发生《征管法》第65条规定的行为，是不能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的。可见上述引入援引性法律规范的解决思路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可以考虑第二种解决办法，即采取“独立性的散在立法方式”，理论上称之为“行政刑罚”。所谓“行政刑罚”是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人，由法院适用刑法总则的规定，依刑事诉讼程序所施之制裁”。[1]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刑事立法方式，它更能很好地衔接行政处罚与刑法。如果在税收行政法上采取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会存在以下优点：一是在税收行政法中直接规定罪名、罪状、法定刑，就不会频繁地修改刑法典，或作出相当多的单行“补充规定”，刑法典的精确性会明显增强。二是在税收行政法中直接规定罪名、法定刑，比起另行通过补充规定更及时，更直观明确，更便于预警、遵守和操作。三是有利于税收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税务机关不会再因为无相应刑法规范而不得不“以罚代刑”或在涉税犯罪行为前显得束手无策。

（二）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在立法上的区分
1．量上的区分
税务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在立法上反映出来的根本区别就是税务违法行为后果在数量上的差异。例如，对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如果所偷税款达到1万元以上，并且占应纳税款总额的10%以上才能认定为偷税罪，由司法机关实施刑事处罚。反之，如果纳税人达不到这1万元和10％这两个数量标准，就只能认定为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罚款。通过量上的区分来划分罪与非罪的主要有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和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以及绝大部分发票违章行为。
2．质上的区分
在立法上对于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区分标准不是通过“量”上的区别而是通过“质”的规定来区分的，具体来说，税务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违法情节的严重性、主观恶性等形成了税务违法行为的“质”。例如，《征管法》第6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纳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这里的情节就是关于“质”的规定，情节的轻微与否就是区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分水岭”。
3．量和质并重的区分
例如，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在此规定中，“2次”偷税是“量”的规定，“再次偷税”就是“质”的规定，对于纳税人再次偷税的数额在所不论，但这表明纳税人主观恶性较重，非予以刑事处罚不能防止其社会危害性。

二、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上的竞合
如前所述，税务行政处罚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是二种性质不同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税务行政违法与涉税犯罪之间大多只有量上的区别，加之由于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分别由税务机关和法院两个主体分别独立实施，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发生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竞合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竞合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何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竞合问题，目前争论很多，归纳起来，有三种主张：第一，选择适用。认为只能在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中选择一种，而不能并施。第二，附条件并科。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竞合时可以并科，但任何一个“罚”执行后，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外一个时，可以免除处罚。第三，合并适用。认为既要适用刑罚处罚，又要适用行政处罚。[2]就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上的竞合而论，笔者认为，应以“选择适用且遵循刑罚优先”为原则，但在该原则基础上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面笔者就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中有关实践问题作深入探讨。
（一）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税务机关能确切认定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该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有关精神，税收《征管法》第77条作出与《行政处罚法》第22条相类似的规定。从逻辑角度上看，《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的规定，只是明确了当税收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罚代刑。但税务机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前是否可以先行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却没有明确。有人认为，可以实施行政处罚，依据是后文提到的“罚款折抵罚金制度”。笔者认为，“罚款折抵罚金制度”是建立在税务机关不知晓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的，对于税务机关已能确认该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犯罪行为吸收了一般税务违法行为，应只能给予刑事制裁，不能先行行政处罚。因此，在税务机关能确切认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应本着“刑事处罚优先”的原则，主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再视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和法律规定来依法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接到税务机关移送的案件后，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认为虽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轻，作出依法免于刑事处罚决定。二是构成犯罪，依法予以刑事处罚。三是不认为是犯罪。对于第1种情况，即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况，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税务机关可以对部分免于刑事处罚的涉税犯罪行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对于第2种情况，如果纳税人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实施了刑事制裁，税务机关是否可以再实施行政处罚呢？有人认为，行为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罚后，可以再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也有人认为，如果司法机关与税务机关处罚的罚种在内容上不具有类似性，税务机关才可以实施处罚。例如，司法机关已作出了罚金的刑事处罚，税务机关就不能再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这二种观点都是不对的，理由是：第一，刑事制裁比行政制裁要严厉得多，如果已给违法者实施了刑事制裁，已达到了制裁违法的目的，此时，行政制裁被刑事制裁所吸收。第二，根据免于刑事处罚才可以由税务机关处罚的有关规定可以推论出：立法者对构成涉税犯罪的行为处罚是本着“在遵循刑罚优先的前提下，避免多重处罚”的精神来解决来涉税犯罪行为的处罚竞合问题的。对于第3种情形即税务机关认为已构成犯罪但司法机关不认为是犯罪的违法行为，这是由于税务机关在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所致，应该由税务机关依法继续实施行政处罚。综上所述，当税务机关能确切认为税务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本着“刑罚优先”的原则，积极主动移送涉税犯罪案件，再视司法机关的不同处理方式，正确行使税务行政处罚权，既要打击涉税犯罪行为，又要保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
（二）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税务机关最初认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为未构成犯罪，但在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后，发现其违法行为已构成了犯罪的情形
由于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很多只存在量上的差别，有时税务行政违法与涉税犯罪的界限仅在于毫厘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如何正确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呢？行政处罚是否应当先撤销后再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呢？笔者认为，行政处罚不能撤销。理由是行政处罚行为是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特征，如果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处以行政处罚后，发现纳税人行为已构成犯罪的，而撤销行政处罚的话，很容易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性，造成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不信赖，从而影响到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税务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是罚款行政处罚，正确的做法是依照《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应当注意的是这项制度不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并科，也不是对“刑罚优先”原则的违反，而是针对实践中，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不确定性，罚款与罚金可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同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都实施经济制裁而设立的。当然，折抵罚金的前提是法院在判处罚金前行政机关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罚款，法院又判处罚金的，而罚款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在罚款时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如果税务机关在罚款时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则不能再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如果税务机关故意不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可以建议监察部门、上级税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追究有关税务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如果当事人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税务机关认为未构成犯罪的情形
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税务机关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所致案件定性错误，税务机关不会主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由于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司法机关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才能最终认定，所以司法机关一旦发现行政机关定性错误，应要求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或自行立案处理。在税务实践中，由于税务违法案件主要由稽查局查处，而稽查局查处后，当事人是否应受到刑事处罚，基本上取决于税务机关的主动移送，其结果是导致了相当多的涉税犯罪行为未受到刑事处罚，而以行政处罚了事。因此，笔者建议司法机关应加强对税务机关查处案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对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罚种上的衔接
刑罚分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投、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刑罚与行政处罚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其内容存在重叠之处，例如，拘役与行政拘留都是限制了违法者的人身自由，罚款和罚金都是给违法者予以经济制裁。具体到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罚种的衔接，主要是指罚款与罚金的衔接，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与没收财产的衔接。

（一）罚金与罚款的衔接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属于财产刑的一种，它在处罚性质、适用对象、适用程序、适用主体、适用依据等方面与行政罚款具有严格的区别。[3]由于涉税犯罪多为贪利性犯罪，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多对这类行为并处罚金，且罚金的数额明显高于同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的数额。由于罚金与罚款同属于经济性制裁手段，从理论上讲，应该避免二者的重叠适用，但由于在具体税务实践中，税务机关对于罪与非罪往往难以及时准确判断，其结果是先对纳税人实施了罚款后，发现了纳税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应按上文确定的“罚款折抵罚金”的规定进行妥善处理，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后如果未并处罚金，仍可由行政机关实施罚款处罚。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司法机关未并处罚金，表明犯罪人的犯罪情节不是很严重。第二，虽未判处罚金，但已追究了犯罪人的其他刑事责任，已达到了制裁犯罪的目的。所以，不宜再对犯罪人实施罚款处罚。综上所述，笔者给出罚款与罚金在适用上的衔接应当遵循的原则为：1.罚款在先，罚款折抵罚金；2.罚金在先，不得罚款。

（二）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财产的衔接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事实上指没收犯罪人合法所有并且没有用于犯罪的财产。[4]而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对象是指“违法”或“非法”拥有的财产，所以，财产的合法性是这两种处罚种类在内容上的根本区别。具体涉及到涉税犯罪，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罪名主要是：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类犯罪中，一般情况下（除有特别严重的情形，只能并处没收财产外），没收财产与罚金是选择适用的，如果并处罚金，就不能再并处没收财产，反之亦然。结合《征管法》与《发票管理办法》，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的是《征管法》第71条和《发票管理办法》第38条所规定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这与没收财产在内容竞合上的对应犯罪是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纳税人伪造、出售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税务机关发现其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税务机关先行予以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司法机关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没收财产和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不同于罚金与罚款，前者是内容迥然不同的二种处罚方法，对于这二种罚种的衔接关系上，司法机关在作出判决时，应不考虑税务机关是否已实施了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而应依法判处没收财产，当然也不存在相互折抵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实行“刑罚优先”的原则，即当税务机关发现了涉税犯罪行为，应先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制裁，而后再视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决定是否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由司法机关与税务机关通力合作、划清界限、各司其责，是搞好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互相衔接的重要环节，而在税收行政立法中采取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则是正确衔接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法制保障。
（作者单位：四川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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