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计生委办公厅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促进形成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计生委，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解放军、武警部队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口计生委，委机关各单位，各直属、挂靠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以下简称中央《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以下简称国务院5号文件）精神，推动流入地和流出地落实各自职责，形成部门、区域之间的协作机制，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优质服务新体制，促进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的形成，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形成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近年来，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工作的要求，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布局出发，创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和服务模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成效。但是，由于认识上的欠缺，政策上的差异以及体制上的障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保障措施不到位，部门资源不能有效共享，流入地、流出地责任不落实，各地、各部门各自为政，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不力的状况未能根本改变。

　　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管理成本增加，工作效率降低，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不到位。流动人口的违法生育比重大、出生性别比偏高、免费服务不落实等问题十分突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薄弱环节。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会影响中央《决定》和国务院5号文件精神的落实，制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优质服务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因此，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统筹协调刻不容缓。各地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盘棋"格局的形成。

　　二、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的基本原则

　　各司其职、责任共担。落实法律法规对现居住地和户籍地的各项工作要求，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密切配合，共同承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责任。

　　协调配合、多方共赢。要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意识，加强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协作，做到管理互补、服务互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实现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和服务的目标。

　　规范管理、优质服务。从协调相关政策、规范工作程序、统一服务标准入手，逐步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规范，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创造政策制度环境。

　　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立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现状，集中解决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探索不同类型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模式，推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优质服务新体制的建立。

　　三、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的基本内容

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是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决定》的要求，党政领导统筹协调，各部门密切配合、互通信息，流入地和流出地互动互补、各司其责，以区域协作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落实党政领导责任，协调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中，将相关部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职责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推动建立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及《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核查通报制度，形成政府主导、统筹协调、部门联动、综合治理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格局。

　　 (二)落实流入地责任，强化属地化管理。流入地要将流动人口纳入流入地人口总数，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纳入属地的经常性工作范围，实行"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要定期检查用人单位、房屋出租人依法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责任情况，要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登记建档制度，为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提供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免费服务。要充分利用城市社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平台，采取联合办公、一站式服务等方式，提供便民服务。

 (三)落实流出地责任，加强源头管理。流出地要发挥源头管理的优势，做好外出人员的登记、宣传、教育，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相关工作。要依法落实流出人口及其家庭应该享有的奖励优惠政策。要严厉查处、公开曝光各种强令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孕检、跨省设立管理站开展孕检和乱收费等侵害流动人口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要加强对流动人口家庭的上门访视工作，建立定期联系制度，帮助计划生育留守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四）强化双向配合，建立层级协调机制。流入地要及时将流入已婚育龄妇女的管理和服务情况通报给流出地，流出地要及时向流入地提供、反馈流出人口相关信息。要建立两地间密切协作的案件查办制度。要建立层级协调机制，两地协作中的争议，在本级协商无效的情况下由上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协调解决。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相关协调工作，并及时研究解决流入地和流出地协作中反映突出的问题。

　　(五)推动多地合作，建立完善区域协作机制。各地要根据流动人口的总量、流向、趋势等实际情况，加强和推进两地或多地的区域合作，通过签订区域协作协议、建立信息通报和区域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形成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等重点地区应积极开展区域协作，创新协作模式，带动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健康发展。

　　(六)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构建便捷高效的工作平台。依托"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加快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建设，完善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开展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点对点"试点，逐步形成以国家流动育龄妇女信息管理系统为主体、以各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为依托，与相关部门信息联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平台。

　四、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协调机制。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推动地方政府将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纳入流动人口综合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制度，成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和综合协调各业务部门共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二）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费保障机制。各地要按照中央《决定》和国务院5号文件的要求，将流动人口纳入流入地人口总数，按照户籍人口的标准,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正常的预算支出范围，实行专款专用。要在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三）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网络。各省（区、市）和流动人口较多的市、县级人口计生部门要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专职工作人员。乡镇、街道及社区应按照常住人口的规模比例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要建立和完善与工作任务、工作要求相适应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机构和服务网络。

　　（四）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监督考评机制。要按照"建立以流入地为主的目标管理双向考核制度"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国家人口计生委要组织对各省（市、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检查评估。各地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工作状况，把考核评估与日常监督管理结合起来，促进相关部门落实职责，引导基层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推动地区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促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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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计生委办公厅
二 ○ ○ 七年十二月三日
实践证明举证责任倒置应法定化

李俊杰


　　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质，还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产物，还是由法律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造法”的方式确定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国许多学者也赞成此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特定的案情所具体运用的一种举证技巧，即法官如果发现原告的证据距离相对遥远或者基于对一定主体（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等法律原因的考虑，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只有通过自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裁判权并保证司法的公正。该观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则”）产生了较大影响。“规则”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公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我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完全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是一个证据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与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在内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的不断增加，事故损害的频繁发生使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获利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会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尤其应当看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过将因果关系或过错的举证负担置于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担也能够有效地促使举证责任被倒置的当事人一方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损害的发生。从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过错事件和公害、药害事件那样的通过高度科学性、技术性过程发生损害的场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证明损害到底是否可能预见，对于预见到的危险加害者负有体积结果回避义务，并且，是否可以说加害者已尽到该义务，这些对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在这种场合下，与作为专门家、事业者的被告相比，作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学的专门知识、理解能力上均处于劣势，并且根本谈不上准备证据的经济上的资力（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现代民法引入了严格责任等新的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是严格责任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在侵权法中，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免责，各国立法例多承认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严格责任的严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就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将此证明负担倒置给行为人。二是对行为人反证证明的事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上对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由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赞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责任。这种限制也可以说是对于“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为实现了举证责任倒置且对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责任才是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通的，严格责任必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体现其责任的严格性，而举证责任倒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严格责任。由于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其通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受，如果允许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无疑允许法官未经审判就决定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败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斟酌民事法律制度，秘史于立法权事项。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斟酌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心浮动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