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格纠纷在司法实务中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类案件，但在我国因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公司在设立和运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存在大量股东资格认定难题，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标准的不同导致认定结果的冲突。

　　一、从一则案例说开

　　原告A曾申请要求清算被告B公司，被告公司认为原告不是该公司股东而拒绝了原告的申请，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告的股东资格。原告诉称其已足额出资，并有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其股东身份，而被告公司认为原告已出具申明，载明其已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公司的另一股东，一切事情由该股东全权处理。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是股权转让申明还是工商登记材料，或者其它如出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公司内部材料？这也引发了笔者的进一步思考，在处理股东资格认定纠纷中，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来规范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二、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五个要素

　　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指各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享有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同时也需要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因公司的有效成立需经过股东签订协议、出资、工商登记等法律程序，在此过程中会有以下法律文件对股东身份、持股比例予以明确：

　　（一）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自治性规则,对公司以及其成员具有约束力。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应当载明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经过登记的章程更是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效力，对内是确定股东资格及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的效力，是相对人判断公司股东的重要依据。股权转让后，公司章程也应对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进行修改。

　　（二）股东名册。顾名思义，股东名册即是记载股东事项的资料文件，我国《公司法》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股东名册是一种内部登记行为，具有证权性和宣示性，一般情况下股东名册上载明的股东应推定为公司的股东，但因为股东名册不具有创设权利的功能，未登记在册的实际股东并不必然不享有股东权利，其他如出资证明、工商登记等亦是股东资格认定的参考证据。

　　（三）出资证明。股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股东，主要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股东的出资是股权形成的实质要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包含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等内容。在此要明确两点：一是同股东名册的性质类似，未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不意味着股东没有实际出资；二是出资与股东资格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换句话说，出资并非股东资格取得的必备要素和唯一证据，如显名股东的性质认定上。

　　（四）工商登记。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的目的在于向社会宣示股东的具体情况，而非创设股权的必要程序，所以工商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体现在外部关系中，在处理与第三人股东资格纠纷时，是保护善意第三人最重要的形式条件。

　　（五）股权转让协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就股权归属所作出的约定，合法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公司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的记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等行为则是公司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是否具有出资证明、在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记载不是新股东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

　　三、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综合分析

　　从以上五个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股东资格认定并不是简单地以某个要素为标准。事实上，股东资格认定的司法裁判标准，已经从过去只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的原则过渡到现今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从形式上的审查到实质上的认定，结合具体案件情况作出综合判断。

　　（一）涉及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认定时，应当着重审查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下，股东名册具有股东资格推定的效力。实质上的权利人或者股权受让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完成登记或者名义变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公司依法对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履行了通告、公告等必须履行的义务后，即可免除责任。既然股东名册具有推定效力，那么就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如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故意不履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隐名股东实际履行了出资且股东身份得到了公司的认可或享受了参加股东大会、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分得红利等股东权利。

　　（二）涉及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认定时，一般应审查出资证明、股东会决议等股东实际投资及股东间关于股权安排的真实意思表示等相关事实。尽管出资或者出资证明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证据，但股东存在出资瑕疵时，并不当然否定其股东资格，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即做出了补足出资及承担违约责任的补救形式。对股东资格的认定，除了审查出资，还要审查股东会决议等股东间关于股权安排、股权比例等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根据股东实际行使的股东权利来推定股东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三）涉及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的股东资格认定时，则从维护社会交易稳定和公平的精神出发，以权利外观主义为原则，主要审查工商登记文件，即使登记内容出现瑕疵，善意第三人亦可基于登记的外观主义及公示效力获得信赖保护，要求工商登记的股东按照登记内容对外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一起并不复杂的争议引发关于该不该救助的讨论，案件各有不同，道理完全一样，救人者不是撞人者，听起来好说，理也正名也顺，但实践中却很难区分，因为司法的眼光放在低档，往往暗推社会悲剧的不断上演……


【简单的事件回顾】
　　　
　　　2009年国庆前夕，时代公司某等人围攻了时代公司，理由是他们在时代公司的土地上为孙某干了活，没有拿到工钱，要求时代公司承担债款，时代公司报案后，警察到场，考虑到六十年国庆大典，政府怕影响稳定，政府官员要求时代公司先垫付一部分，缓解围攻事件，平息矛盾，时代公司无耐之下也只好垫付。时隔三年之后，时代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时代公司再次垫付未垫完的工钱，时代公司表示，孙某欠债，时代公司应向孙某主张债权。
　　　法院经审理后，依合同法规定判定时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时代公司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低能的裁判文件】

　　　民初字第11232号民事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债款十二万元。


【沙堆上建成孤塔】

法院的判决出现非纠不可的错误，内容上把“垫”款判成“债”款；形式上为本来没有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虚拟了权利义务关系；程序上把应为第三人地位者判成债务告，这份判决随意性很大，把第三人暂时替代判成法定债务，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这样的裁判不具司法专业性。垫付这是第三人暂时替代，法律明确规定，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据此查知，原审判决确定法律性质明显错误，原审裁判者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则裁判。
基于法律安定性的需要，基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统一性的要求，只能一个尺度一个标准，用一个确定的结论进行裁判。不能在两可之间、更不能可左可右，法律的共同秩序不能任由裁判者以不同的个人见解而各行其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一款第（二）、（三）、（四）项之规定，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时代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
　　　
【法律本该怎样写】

　　　1、时代公司起诉的基础事实：时代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形成建设大棚的合同关系，与时代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虽然刘某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以围攻时代公司的方式迫使时代公司无耐之下暂时替代孙某某还款，但时代公司自始至终否认与刘某之间形成建筑合同法律关系，一直督促刘某向其债务人孙某某主张债权，虽然刘某不明白法律规定而向假想的债务人强索债款，但进入司法程序后，审判者应当明白法律的基本规定，不能无原则随意作出违法的裁判。
　　　2、发生本案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公司曾有过垫付行为，暂时的替代是受鼓励的好意为之，并不能产生司法强制，否则就演变成“救人者”沦为“伤人者”的社会悲剧。
　　　3、需要追问的裁判标准：现行法律对垫付行为是否规定了强制性义务或者强制义务的具体法律规范是什么？
　　　4、全案查明的事实充分展现的是时代公司给刘某垫款的事实，汉字里的“垫”，在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暂时替代。
　　　法律规定的性质属于第三人替代债务人向债权人还款。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将第三人列为该合同的诉讼案件的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了代为履行和不履行的法律效果，这个效果的本质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并未改变原有债权债务主体及债的法律关系。由此可见，刘某将时代公司列为“告”系诉讼主体错误；原审将时代公司判成债务人系定性错误，裁判结论违背法律规定，刘某应当向其原有债务人孙某某主张偿债责任。
　　　一、原审判决采用推定方式为理据，并罗列了“时空公司的工地上为孙某某建日光温室”、“刘某持有承诺书”、“派出所工作说明”三个环节为要件事实，但这三方面的事实均违背真相，整个裁判完全是当审人员的主观意见，并未依照现行法律规则认定债权债务事实。
　　　时空公司只将农用地出租给案件人孙某某，孙某某建成大棚后转包给当地村民，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刘某给孙某某建设大棚，这一点在一审中有刘某的起诉书自认。刘某给孙某某施工农用大棚的行为，不能等同于商品房建筑市场及建筑法规范的开发商为无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承担工资发放责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要严格按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司法，不能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本案时空公司将农用地出租给孙某某，孙某某至今还欠着时空公司的地租，“孙某某与刘某之间形成的建设大棚的合同”与“时空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农地租用合同”以及“孙某某为刘某的债务主体”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三类法律关系，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权利义务，司法裁判应当分清“基本事实”和“纠纷事实”，在查清事实的前提下，抽取出要件事实作为裁判小前提，依据法律规范的大前提作出具有法律效果的裁判，这是司法最起码的基本问题。
　　　二、原审没有厘清“基础事实”与“纠纷事实”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基本事实还是纠纷事实，均不能打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用混淆或跨越的方式交叉裁判，就是典型的错判。
　　　本案中的基本事实是，刘某承揽孙某某的大棚建设，但何时发生建设，形成多少价款，有无具体合同，这些关键性事实一概空白，用刘某自己的隔空喊话，就让时代公司承担债款，于法于理不通。
　　　本案的纠纷事实是：刘某持有自己单方形成的承诺书，向时代公司主张债权，这在中国司法审判历史从未有过，刘某自己单方形成的承诺书，并非是与时代公司双方之间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绝对不能成为债权凭证，刘某虽然辩称有“陈某”签名，但是，时空公司是法人单位，依据《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订立合同或对外意思表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公司盖章，刘某不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凭证，原审将刘某单方形成的承诺书推定为时空公司的债权凭证，明显违背《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原审错将无法确认的承诺书上来历不明的陈某签字列为法人意志，显然是违法认定。原审裁判文书中确认的纠纷事实（刘某要求时代公司垫款的事实），并非对裁判效果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原审采信派出所的工作说明，做出违背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作说明”仅仅表明派出所到过围攻现场，但绝不能看成债权事实。早在十年前，曾经有过司法判决，一审法院依据时代公司提供的四十人围观时代公司向告要债的证言，随即判决告还债，告上诉后，二审法院撤销改判，理由是：认定债权债务必须慎重，没有诸如欠条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率以间接证据的多寡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事实通盘表达的是时空公司的垫付意思表示，无论有多少证据，都不能将“暂时垫款”演变成“法定债务”，“垫付”与“偿债”永远不能并行，“垫付”是单方好意为之，不是侵犯当事人债权的违法行为，不能因为曾经承担过垫款行为，就必然上升为法定债务，原审判决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和严格依法裁判原则，出现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法定情形。
三、原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之间发生致命错误：
　　　从刘某的起诉书及一审庭审记录均查知本案刘某与孙某某之间形成建设大棚的事实，一审自始至终未见到过合同，未见到过结算，更未见到过孙某某给刘某出具的债权债务证据，一审抛开基础事实，直接进入垫款情节审查，时空公司对以前的垫款予以认可，但一再强调是在刘某非法围攻的危机情形下，迫不得已，为确保六十年国庆的维稳需求，暂时替代孙某某给刘某垫款，对继续垫款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原审在基础事实不能查清的情况下，刘某仅凭自书的承诺随意主张债权，时空公司有权提出抗辩，法院的裁判依据中罗列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援引的上述法律依据，明显与案件事实不相符合，暂时替代行为不能转化成法定债务，法院判决发生了裁判依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强烈扭曲或绝对偏离的现象，属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全案事实，应当依法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将第三人列为该合同的诉讼案件的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些法律规定意味着必须查清债权债务基础事实，必须以原有合同的债权债务主体为诉讼资格，这是最起码的司法审判规则，也是强制性司法程序，容不得随意变更。原审裁判及审理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则和法律逻辑，裁判结果变成沙堆上建塔，与事实没有对应性的条款援引得再多，也不过是无用的堆砌。
四、原审时代公司不具有请求权基础：
　　　垫款是单方行为，原审把“垫”款转化成“债务”，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刘某不具有要求垫款人承担偿债义务的权利，暂时垫付人不存在将暂时替代转化为强制履行的义务，原审错将没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虚拟成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破坏了司法权威，是非常危险的判决。
　　　民事法律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正确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定性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给案件定性或不能准确给案件定性，就无法准确适用具体法律，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适用的具体法律也不同，民事权益实现的效果就不同。其次是慎重确定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权利是民法规范赋予当事人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是法律保护的权利；是义务主体为满足权利主体的利益应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拘束力，如果具体民事权利义务不确定，则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就不能确定，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作出的裁判就无法分清民事责任。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的事实错误，作出裁判时适用的法律就会无所适从。
　　　司法裁判规则要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必须确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为裁判依据，要求法官严格依据法律所确定的规范和程序查明要件事实，找到最密切的法律规范，保证依法裁判与公正司法，找到适合的法律规范是司法裁判中一项重要的连接规则，是保障立法者意图最充分地体现到具体案件当中，以此实现司法公平公正。
　　　找到适合的法律规范，首先是找请求权基础，接着需要寻找具体裁判规则。本案中，法院援引《合同法》为裁判依据，由于时代公司主张的纠纷事实是要求时代公司承担“垫付”责任，法院就必须查找主张垫付的权利请求基础规范，再查找垫付人承担强制垫款责任的法律规范。最终的裁判结果建立在即缺乏请求权基础，又缺乏强制垫付的裁判规范，原因在于一审忽略了最密切联系规则的司法常识。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裁判者必须严格依法裁判，当事人将案件提交到法院之后，法官不能凭良知或抽象的正义裁判，而应当依据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裁判，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同样的案件同样的对待”，实现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
　　　【案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旨：宁夏金泰实业有限公司与宁夏基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35号：本院认为，本案《合资经营合同》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在实质上并不能认定其为完全的债务转让性质，虽然合同有关条款中有债务转让字样，但就该条款的实质来看仍然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情形，没有给原债权人设定义务，其与债务转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而当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所指向的对象不同。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如果区建一公司、银川市商业银行等债权人追偿该笔债务，只能向金泰公司追偿，而不能向基荣公司追偿。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不论是属于联营关系还是合资关系，都不应认定为债务转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本案合同性质、效力以及关于双方合资损失承担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3]宁民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叶小青 审判员陈明焰 审判员朱海年。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张永姝。
法律关系图谱
刘某（承包人） 承揽关系（债权债务） 孙（发包人）（租地人）


时代公司（债权人）（出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