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峰 山东大学法学院 讲师




虽然不能要求伦理和政治知识的原理一般具有和数学原理同样程度的确实性，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可信，要比人们在个别情况下的行为显示的信心高得多。[1]
——汉密尔顿
联邦党人追求古典共和国的公共利益这一价值，但依赖的方式不再是公民美德，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政治设计产生对公益有利的激励，从而使私利能够服务于公益。另外，大众民主制存在缺陷的原因，不在于人民的道德和才智不佳，而在于没能通过制度约束削弱个人做公共选择时的怠惰和自私。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把制度的效果同对人的道德依赖区别开来，转而强调立宪设计对人的行为的诱导性作用。联邦党人的设计是，通过制度约束诱导公民将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以此来弥补良好动机的不足。但与抽象阐述政治学说的思想家们不同，联邦党人将理论寓于具体问题的讨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说，“它（《文集》）富有公理性的断言和假设性的命题，其所具有的一般意义多于过眼烟云的紧急时刻的政治辩论。” [2]
为了获得这种“一般意义”，本文根据联邦党人对具体宪法制度的讨论，归纳了他们关于立宪设计的五个规范性原则：1.使私利服务于公益；2.防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3.以野心对抗野心；4.控制和利用党争；5.减少制度挑战良心的机会。这些原则彼此之间存在联系，它们立基于对人类政治行为的某些一般假定，既能反映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主要特征，也具有超越特定制度的普遍意义。我们相信，它们可以被视为联邦党人为规范性政治理论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一、使私利服务于公益
这一原则立基于两项前提性判断：一，在像美国这样的利益多元的商业社会，古典共和主义所强调的公民美德已经不足以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必须探寻保障公益的新方式；二，由于自利本身同时具有利他这一社会属性，可以通过某种合理的制度设计使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有助于公益。联邦党人接受了这两个判断。
古典共和美德是一种公共美德，它不同于个人美德。谨慎、节俭、勤奋等个人美德固然重要，但正如休谟所言，这些品德大多对人们自己有用，使他们能够促进个人利益的发展，但它们不是“使人们投身社会的那种品德”。 [3]在古代高度同质的共和国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热爱是与个人的人格完善和幸福分不开的。公益追求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丧失它既意味着抛弃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也意味着个人生活的不完整。而在一个现代商业共和国，古典美德的衰落不可避免。首先，商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社会分工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公益开始远离私人利益。由于参与公共事务并非人们的日常活动，他们获得的信息也往往限于狭窄的范围，所以让每个人都从全局、长远角度关心公共利益是困难的。而且，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带来了规模难题。共同体越大，人口越多，为人们无偏私地关注公共利益带来的难度就越大。其次，新兴自然权利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恰在于把个人主义价值正当化，如果说古典共和主义增进公共利益的方式是抑制个人利益的话，自然权利观念则把个人诉求当作目的性的价值，它使得为公益而牺牲私利在政治和道德上变得可疑。因此，一个深刻的悖论在于，民主和公共利益存在张力。联邦党人政治理论所面临的正是这一难题，一方面，他们仍然留恋古典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古典共和美德却已岌岌可危。
麦迪逊明确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 [4]。政治设计首先要面对人们普遍地追求私利这一事实。汉密尔顿指出，不能把政治的良好状况寄望于公益感，因为这“暴露了全然不知驱使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力，并且违背了建立民权的原来动机。究竟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呢？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 [5]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也屡次使用休谟式的观点：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每个人都应被假定为是一个“恶棍”。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提出的著名论断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6]他们所要克服的党争这一“共和病”，也是由于追求私利带来的，它“深植于人性之中”。 [7]因此，联邦党人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承认共和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差异、自利和个人选择的正当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麦迪逊指出管理这些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 [8]
但是，人性中除了庸俗的自利以外，也有美德。麦迪逊承认，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因此需要有慎重和不信任，但如果不承认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那么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 [9]同为推崇政治科学的思想家，霍布斯在人性论上将其国家理论建立在了一个极端的道德预设之上，或许正是根据其对人性的消极看法，他才逻辑地得出必须由一个利维坦国家来遏制人对人的战争状态的结论。麦迪逊则不同，他指出对人性的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 [10]因此他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和无限制的嫉妒”，否则“一切道理都是徒然。” [11]
自利具有社会性，它也可以表现为利他。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政府中，公务人员做了好事可能并非有意。” [12]接受民主价值却又把自利看成是令人厌恶的，实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因为他们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的时候，他也是从人的社会性上来理解人性的，因此自利和利他可能是同一个问题。人的利益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可能包括精神性的。金钱、权力、名誉、安宁、等都可以成为私利的内容。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自利不过是个贫瘠的用语：它指无论什么利益，利己的或利他的，即那些自己所恰好追求的。 [13]汉密尔顿也指出，“品质高尚者的主导思想是追求好的名声。” [14]
因此自利不都是反社会的，它既可表现为结党营私，也可表现为增进公益。亚当·斯密的见解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15]这一看法消解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的对立，但它也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洞见，并为联邦党人所接受。如果保持权力是政治家的利益，那么即便出于策略考虑，增进公众利益仍然不失为政治家的明智之举。麦迪逊发现，众议员和选民之间的联系，会由于议员的利己动机而加强，不管他们有什么希望或打算，通常必然发生的是，大多数因受人民拥戴而飞黄腾达的人，不会轻易实行损害人民权利的做法。 [16]富兰克林也承认，政治家追求名誉的自利之心，可以成为服务于公益的积极动因 [17]。当代的民主理论家科恩也说：“从理论上讲，即使在自私的坏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民主也是完全可行的。” [18]
“使私利服务于公益”原则，体现了联邦党人在人性预设上的某种现实主义态度，他们既认识到了自利对于一个共和国的危险（多数派的专制），又乐观地相信对制度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可以使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与古典思想家侧重探究宏观政体理论不同，联邦党人为什么尤其注重对制度细节的斟酌。从第51篇开始讨论众议院的宪法设计开始，对各机关的不同任期、选任方式、资格、机构规模、权力清单和强度等的讨论，极为精密细致。而这也正是理解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制度主义特征的一个关键。 [19]
二、防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霍布斯曾经说：“我们既然假设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任何人在自己的争讼案件中充当公断人都不相宜。” [20]联邦党人也坚持这一常识性公理，在《文集》第10篇，麦迪逊说以同样的口吻说，没有一个人被准许审理他自己的案件，因为他的利益肯定会使他的判断发生偏差，而且也可能败坏他的正直为人。由于同样的理由，人的团体也不宜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 [21]在第80篇，汉密尔顿又宣称：任何人均不能作为其本人或与其本人有任何干系或其本人有所偏私一类案件的裁判者。 [22]在《文集》中，这一原则是为分权体制辩护的重要理论基础。
如果政治权力垄断性地掌握在一个决策源手中，就会产生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样的情况。根据当时的经验，最为联邦党人警惕的是法机关。这一“有人民为其后盾”因而“必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23]的机构，最易纵容多数派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各种不同的立法者，还不是他们所决定的法案的辩护者和当事人吗？……恐怕没有一条法令能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党派提供更大的机会和诱惑来践踏正义的准则了。它们每使处于劣势的派别多负担一个先令，就给他们自己的腰包里节省一个先令。” [24]作为政治机构，议会的党派性质不适于解决政治纠纷，因为“党派分歧的自然倾向”会造成“难以实事求是的结果” [25]。一个人既然不能做自己利益的裁判者，因而也就不能期望他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立宪设计中对立法机关的防范也是最为严密的：两院分权、总统否决、司法审查、权利法案等等，都旨在减少立法机关“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能力和机会。
麦迪逊也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来界定宪法的功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 [26]。由此，联邦党人把宪法理解为政治领域中的反托拉斯法。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至上地位，也体现了这一功能。麦迪逊说，普通法律是“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而宪法却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 [27]。在论述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时，这一判断是一个关键前提。防止民主制下多数派垄断政治决策的权力，构成了联邦党人政治和宪法理论的一个核心特征。
三、以野心对抗野心
分权制衡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它既截然有别于那种崇尚“开明政治家”的集权统治，也发展了古典分权理论。联邦党人对分权的理解是独特的：分权不是要划清各部门的行动范围使其互无关联，而恰恰是要通过权力的部分共享来实现相互制衡，而且，要实现有效的权力监督，必须给予各个部门的掌权者内在的激励，而不仅仅是规定纸面的权力。这种方式并不完全是对共和美德衰落后的无奈反应，它是建设性的，“以野心对抗野心”是防止权力集中于单一决策源的宪法安排的必要组成部分。汉密尔顿就此指出，由于僭越权力或背离职守的阴谋需要两个不同机构的同意才能实现，而单一的机构容易为野心所左右或为贿赂所腐蚀，这样就加倍地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两个机构的特点越是不一样，就越是难以勾结起来为害。” [28]
怀疑纸面分权的功效，转而求助于“以野心对抗野心”，意味着宪政体制的运行依赖于某种持续的内在张力。事实上，当孟德斯鸠说“只有当权力控制权力时自由才能受到保护”时，他也是同样的意思。因此从逻辑上说，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缺少这种野心，都会使宪法体制的天平失衡。例如在对总统否决权的辩护中，汉密尔顿指出，设置这一权力并非假定总统的品德和才智高于立法机关，而在于使其能够自保，否决权是保护行政部门“野心”的必要安排。同样，既然制度的有效性建立在野心的对抗之上，就不能再寄望于“开明政治家”，而应寄望于政府各部门之间内在的制度性紧张。
引申来看，“以野心对抗野心”不但有助于维持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建设性紧张关系，也凸现了权利法案所保障的公民自由的政治意义。各政府部门的“野心”，事实上最终来源于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诉求。但是，由于公民人数众多，每个人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所以公民比政府机构更容易搭便车。因此问题在于，公民捍卫权利的野心不足，会对政府民意部门的野心带来釜底抽薪的后果，使建立在“以野心对抗野心”基础上的宪政机制功能失调。因此联邦党人强调，民主体制既依赖于公民通过选举向政府施加周期性政治压力，也依赖于公民通过日常的言论自由随时向政府施加影响。这一点正如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公民必须愿意以法律方式挑战政府权威的不当运用，这样，才能首先在法庭中，然后再在与人民能够在宪法性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有关的更大政治领域内确定问题的所在。这样，公民不服从是立宪政府体制的政治进程的根本组成部分。” [29]
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能把宪政仅仅理解为一套自足的制度规则。宪政体制不是一部“永动机”，必须将其理解为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添加燃料的动力装置。或许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联邦党人认为“以野心对抗野心”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民主安排：各部门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各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通过周期性选举源源不断地输入政治压力，才能为权力的多中心设置提供运行的动力。在麦迪逊为共和政府所下的定义中，公共权力寄于民意是一个必要的含义，政治权力必须“来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社会上某个幸运阶级。” [30]
“以野心对抗野心”是分权体制的内在动力，它的目的是通过机构间的差异来体现民主社会的各种视角、偏好和主张——国会聚集民意，总统关心效率，法院则出于对前两者固有的对公共利益的强调而注重保护个人权利，这种政治结构使得民意、效率和权利考虑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富有建设性。分权的体系则把这些不同的视角和方案融合到同一个审议结构中来。这也正如杜利斯特别指出的，基于“以野心对抗野心”的设计思路和原理，分权保证了政治家、公民在保持各自的野心、利益和偏见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审议，而机构之间的制衡，会使这种权力的较量有助于对问题的深思熟虑。 [31]而这些正是联邦党人为新宪法辩护的基本考虑。
四、控制和利用党争
爱德蒙•伯克曾经说，没有政党而代议制政府能够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党争的弊害也会损害代议制，小共和国的一个弊端即在于容易诱发过分的党争。《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是讨论这一问题的经典文献。麦迪逊说，“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会议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而这些情况始终是自由的敌人赖以进行最为华而不实的雄辩的特别喜爱和效果最好的题目。” [32]但是，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是，麦迪逊既承认党争的弊害，也相信党争可以为共和国所利用。
首先，党争乃是政治自由的必然产物，“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33]在第43篇，麦迪逊再次指出，党争乃是“自由政府的天然产物”，消除党争意味着消除政治自由，而“它比这种弊病本身更坏”。这样，麦迪逊希望把容忍党争作为维护共和国的政治自由的基本手段。在麦迪逊看来，共和国幅员辽阔非但不是一个麻烦，反而为疗治党争这一共和病提供了一个机会：党争的避害可以用党争来消除。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却是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共和国必然包括众多党派的事实，在联邦党人那里成为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大共和国由于派系众多，而能使派系实现自我抑制，从而防止在小共和国常见的多数派一手遮天的情况，党派的种类较多，能更好地防止一个党派在数量上超过其他党派而且压迫它们。 [34]“把范围扩大，就可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也就少了；换句话说，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比较难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且彼此一致地采取行动。除了其他障碍以外，可以指出，即使意识到不正当的或卑鄙的目的，相互交往也往往由于需要赞同的人数相应地不信任而受到阻挠。” [35]这样的话，“倘若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它越大，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 [36]
消除党争弊害的方式不是遏制派系的存在，而是增加派系的数量，这是麦迪逊式的宪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在一个自由政府里，保障民权一定要和保障宗教权利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中，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利益，而后一种情况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教派。两种情况下的保证程度，将决定于利益和教派的多少。” [37]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总体特征。托克维尔对美国出版自由的观察也显示了同样的看法：正因为报刊的数量众多，所以不会产生某些报刊垄断舆论的情况，“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 [38]
其次，党争对于形成良好的政治决策也有积极的功能。汉密尔顿认为，立法机构中意见的不同、朋党的倾轧，虽然有时可能妨碍通过有益的计划，却常可以促进审慎周密的研究，而有助于制止多数人过分的行为。 [39]由此也可以看出，联邦党人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不再把良好的政治决策建立在决策者的道德良知之上，而是建立在党争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之上。承认党争意味着承认差异的正当性，而这是民主制度的核心要求。
因此，在联邦党人的宪法设计中，对党争的警惕和利用同时存在。它不但体现在建立联邦这一总体目的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对于一人制行政首脑的设置，反联邦党人看到的是集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而联邦党人看到的，是它由于能阻止党争的不良影响而具有的削弱专制的功能。“总统在职期间应该除了人民本身之外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否则，总统就有可能被诱使为了满足那些在他任期中给予必要支持的人而牺牲其本身职责。” [40]联邦党人意识到，由于立法机关需要体现民意，而行政机关注重效率，所以强大的行政权有利于将党争尽可能限制在在立法部门内部。出于这一考虑，联邦党人甚至反对委员会制行政首脑，因为它难以遏制党争的弊害。“这种委员会中一个机诈的帮派，就能使整个管理体制陷于纠纷而丧失活力。即使并无此类帮派存在，仅仅观点和意见的分歧，亦足以使行政权力的执行染上软弱无力、拖拉疲遢的风气。” [41]
再以选举人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为例，专门的选举人被认为能够避免州议会中司空见惯的派系勾结，总统选举人的临时性，能够有效地削弱派系的不当联合。 [42]各州选举人分别聚集进行投票，以及宪法批准不交由各州议会而是由专门组成的人民大会进行的做法，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总之，这种制度安排不但使总统的选举能够“诉之于美国人民的直接行动”，使“人民的意志能够起到作用”，而且能够防止议会政治中常见的结党营私、阴谋诡计、贪污腐化这些共和政体“最危险的死敌” [43]。
联邦党人的智慧是，滥用权力的野心会因自身的贪婪而受到有益的限制。因此，必须在制度上维护各个部门秉持不同的行动原则，这是控制和利用党争原则的要求，其目的是相互之间尽可能少的发生联系，这样也能使政治决策体现多重视角，遏制多数派不顾公益和少数人利益的倾向。“所有的权力将来自社会和从属于社会，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 [44]立法机关的两院制设计，也旨在减少形成垄断性决策源的机会，其原理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 [45]
联邦党人对党争功能的看法，即使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基雅维利，也至少与其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指出：一个共和国因为冲突而得到活力：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和自由。但是，马基雅维利只是揭示了冲突在事实上的积极功能，而联邦党人则实现了党争功能的制度化。正像苏珊·邓恩所评价的那样，党争的存在并非反对政府：党争组成政府。不同党派的冲突不仅为政府所容忍，相反，“冲突即是政府。” [46]抑制党争的弊害，利用党争的好处，必须使政党在宪法之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指出，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等人对党派政治已有防御之心，他们力图建立起一种能制约党派的宪法安排，而竭力避免建立“一个宪法名义下的政党政府”。 [47]是要让宪法制约政党，而不是让政党控制宪法。换言之，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希望利用新的联邦宪法机制，分散和削弱党派活动的力量，使派别利益难以集中和串通起来，否则，联邦政府将沦为执行党派意志的工具。这种宪法安排的最终政治后果是积极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早期创立，通过对持异议者的合法性的承认，反而巩固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 [48]
五、减少制度挑战良心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把超越个人和党派私利、追求公益的个人修养视为“良心”。如果当权者怀有这种良心，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的缺陷，不过，对良心的强调可能会降低对制度自身合理性的关注。集权统治就往往把当权者的良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实际上，这会加大制度的道德风险：一旦统治者或其代理人良知败坏，政治就会面临破产的境地。联邦党人认识到，就一般情况而言，制度的根本功能是防止私利在公共生活中的泛滥，如果承认自利是政治社会的一般状况，制度的设计也必须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因此，必须以常人的品格来作为政治设计的基础，而不能把良好的治理效果建立在当权者有高度公益感这一预设之上。良好的制度是普遍公益感的前提，而不是结果。
联邦党人既不像宪法反对者那样，把当时美国大众民主制的缺陷归于公益精神的缺失，也不认为制度的良好效果以人人为公为前提。汉密尔顿提醒人们要“正视人类天性，不扩大其美德，不夸张其瑕垢。” [49]对人性的双重假定，使他们认识到人的行为的可塑性，政治行为的后果是否有助于公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规则约束将产生何种激励。
一个重要事实是，人不但是自利的，还可能是软弱的。在论述总统的薪俸不得受制于立法机关控制这一问题时，汉密尔顿说，立法部门如果对国家主要行政官员的薪给有任意处置之权，无异于可以使之屈从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赋予立法机关这种处置权，则会产生负面激励，其或者采取削减其生活费用，或诱之以贿赂等手段使行政部门屈从就范。“世间自有不受威胁利诱者存在；但培育出此类坚毅美德之土壤尚属罕见；从总的方面，可以说主宰一人的薪给，即可主宰此人的意志。” [50]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宪法规定总统任职期间薪俸既不得增加也不得减少，这一对立法机关的硬约束，旨在确保总统能够保持独立。
联邦党人对总统否决权的看法体现了同样的考虑。总统否决权是一种有限否决权，他有权提出反对意见以阻却一切他不同意的议案，但如果立法机关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批准，便可不经其附属而成为法律。采有限否决而非绝对否决的原因在于，行使前一权力意味着与国会的激烈对抗，需要总统具备超乎常人的坚定性，而联邦党人认为对总统的个人品格做这种假定并不妥当。为求自保而设定的权力，应该建立在常人的品格之上，“总统的宪法权利直接受到侵犯，公众利益显然受到损害，则具有常人毅力的总统亦将运用宪法授予的权力保障，恪尽职责。” [51]
同样，在论述严格的薪俸保障对于法官独立品格的意义时，汉密尔顿也指出，不要试图挑战法官的坚定性。“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 [52]法官的独立虽至关重要，但没有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能把司法官的独立品格仅寄望于法官的个人修养。相反，法官的独立和坚定是制度严密呵护的结果，而不是制度的前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宪法为什么要通过终身任职、薪俸可增不可减等严格措施来保障法官的独立了。 [53]
需要强调的是，联邦党人希望立宪设计减少挑战个人良心的机会，但这并非否定良心对于制度的意义，他们关注的是制度本身对于形成公益感和良知的意义。良好的个人品质是制度设计的效果而不是制度的预设条件，它是一种“制度的良知”。实际上，联邦党人之所以强调规则的意义，恰恰是期望通过良好的规则设计来形成张扬“美德”、抑制“瑕垢”的制度性激励。
小 结
《联邦党人文集》寓于具体制度讨论的政治和宪法理论，对于当代的某些重大争论和实践问题，它的作者是现代制度主义的先驱，他们的立宪设计既立基于对人性特征的某些描述性假定，也依赖于若干规范性政治原则，所有这些，都支持他们认为立宪活动是可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而不需消极地受制于“机遇和强力”。仅就本章所归纳的规范性政治原则而言，其理论价值和启示性意义就值得认真理解。“使私利服务于公益”，使得联邦党人将古典共和主义同新兴的自然权利观念综合起来；“防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使得宪法在功能属性上同那种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区别开来；“以野心对抗野心”，使宪法体制不但体现了公共权力的民意约束，而且融入了当代审议性民主观的某些特征；“控制和利用党争”，则既维护了政治自由，又改善了政府政治决策过程的效能；“减少制度挑战良心的机会”，则既显示了联邦党人政治思想的制度主义特征，又有助于人们反思那种追求道德理想国的政治理论。联邦党人立宪设计方法论的上述规范性原则，或许并不全面，但它既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宪法制度的独特含义，也或许有助于引导我们理解现代宪法理论的一般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印发《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的通知

银发[1998]151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为了加强银行业信贷管理，改进贷款分类方法，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试行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　





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


第一章 贷款分类的目标
第一条 为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改进贷款分类方法，加强银行信贷管理，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特制定本指导原则。
第二条 本指导原则所指的贷款分类，是指按照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不同档次的过程。通过贷款分类应达到以下目标：
（一）揭示贷款的实际价值和风险程度，真实、全面、动态地反映贷款的质量；
（二）发现贷款发放、管理、监控、催收以及不良贷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信贷管理；
（三）为判断呆账准备金是否充足提供依据。

第二章 贷款分类的标准
第三条 评估银行贷款质量，采用以风险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简称贷款风险分类法），即把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第四条 五类贷款的定义分别为：
正常：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有充分把握按时足额偿还本息。
关注：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已无法保证足额偿还本息。
可疑：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抵押或担保，也肯定要造成一部分损失。
损失：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第五条 使用贷款风险分类法对贷款质量进行分类，实际上是判断借款人及时足额归还贷款本息的可能性，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借款人的还款能力；
（二）借款人的还款记录；
（三）借款人的还款意愿；
（四）贷款的担保；
（五）贷款偿还的法律责任；
（六）银行的信贷管理。
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借款人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影响还款能力的非财务因素等。
借款人的还款记录能够反映贷款的逾期状况。分类时，应将贷款的逾期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
第六条 需要重组贷款应至少归为次级类；重组后的贷款如果仍然逾期，或借款人仍然无力归还贷款，应至少归为可疑类。
重组贷款是指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或无力还款而对合同条款作出调整的贷款。
需要重组贷款或重组后的贷款若具备其他更为严重的特征，可参照本指导原则第四条和第五条作进一步的调整。
第七条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发放的贷款应至少归为关注类。
第八条 贷款风险分类法是对贷款分类的最低要求，也是判定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基础。

第三章 贷款分类的基本要求
第九条 贷款分类是商业银行加强信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贷款分类的可靠性，商业银行还必须至少做到以下六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信贷规章、制度和办法；
（二）建立有效的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三）实行审贷分离；
（四）完善信贷档案管理制度，保证贷款档案的连续和完整；
（五）改进管理信息系统，保证管理层能够及时获得有关贷款状况的重要信息；
（六）督促借款人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信息。
第十条 商业银行可直接采用本指导原则第二章规定的贷款风险分类标准，也可依据本指导原则，从自身风险防范和信贷管理需要出发，制定相应的贷款分类制度。
商业银行自身制定的贷款分类制度应与中国人民银行采用的贷款风险分类法具有明确的对应和转换关系，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十一条 在采用以风险为基础的贷款分类方法的同时，商业银行应加强对贷款的期限管理。对逾期贷款应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进行统计与监测。
第十二条 商业银行应制定明确的贷款重组政策和程序，对需要重组贷款的标准、贷款重组的方式、程序、重组后贷款的管理作出明确、合理的规定。
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制定明确的抵押、质押品管理和评估的政策和程序。对于抵押品的评估，在有市场的情况下，按市场价格定值；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应参照同类抵押品的市场价格定值。
第十四条 商业银行应制定明确的保证贷款管理政策，对此类贷款的分类应充分考虑保证合同的有效性，和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的能力。
第十五条 对贷款分类时应注意：
（一）以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为核心，把借款人的正常业务经营收入作为贷款的主要还款来源，贷款的担保作为次要还款来源；
（二）不能用客户的信用评级代替对贷款的分类，信用评级只能作为贷款分类的参考因素。

第四章 贷款分类的组织与实施
第十六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每半年对全部贷款进行一次分类。
如果影响借款人财务状况或贷款偿还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调整对贷款的分类。对不良贷款，应严密监控，重新审查借款合同执行情况和贷款担保情况，根据贷款的风险情况重新分类。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对贷款进行分类，应遵循内部控制原则，保证贷款分类的独立、连贯和可靠。
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要对贷款分类制度的执行、贷款分类的结果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商业银行要保证贷款分类的信贷人员和复审人员具有必要的信贷分析知识，熟悉贷款分类的基本原理。要通过培训和必要的措施保证贷款分类的质量。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的内部报告制度应对贷款分类的报告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保证管理层能及时了解贷款质量及变化情况。
第二十条 信贷人员应该全面掌握并熟悉借款人和贷款的情况，有责任把借款人和贷款的真实情况书面报告给负责分类复审的部门。
第二十一条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应该定期对贷款分类政策、程序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结果向上级行或董事会作出书面汇报。

第五章 贷款分类的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两种方式对商业银行贷款质量进行监控。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原则上每年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包括专项检查和常规检查；对贷款质量出现重大问题的商业银行，将予以更加严格的监管。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在检查商业银行贷款质量时，不仅要独立地对其贷款质量进行分类，还要对其信贷政策、信贷管理水平、贷款分类方法及分类程序和结果作出评价。
第二十五条 商业银行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报送贷款分类的数据。
第二十六条 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以及呆账核销情况应依据有关法规披露。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指导原则中的“贷款”系指《贷款通则》中规定的各类贷款。
对表外项目中的直接信用替代项目，例如备用信用证、担保、不可撤销贷款承诺的分类，可直接使用本指导原则中的分类方法；对其他授信项目的分类，可参照本指导原则。
第二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该按照谨慎会计原则建立贷款呆账准备金制度，提取普通呆账准备金，并根据贷款分类的结果，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包括特别呆账准备金）。呆账准备金的具体计提办法另见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各类商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和经营信贷业务的其他金融机构可参照本指导原则建立各自的分类制度，但不应低于本指导原则所提出的标准和要求。
第三十条 本指导原则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第一部分 关于贷款分类标准
在理解贷款风险分类标准时，关键是把握还款可能性这个核心。贷款的内在风险和损失程度不同，还款可能性也就不同。贷款风险分类正是从还款可能性出发，将贷款划分为不同的档次，并且以此来揭示贷款的真实价值。
一、正常贷款
借款人一直能正常还本付息，银行对借款人最终偿还贷款有充分把握，各方面情况正常，不存在任何影响贷款本息及时全额偿还的消极因素，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贷款会遭受损失。
二、关注贷款
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没有问题，但是存在潜在的缺陷，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影响贷款的偿还。关注类贷款的特征包括：
（一）宏观经济、市场、行业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借款人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影响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例如借款人所处的行业呈下降趋势；
（二）企业改制（如分立、租赁、承包、合资等）对银行债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三）借款人的主要股东、关联企业或母子公司等发生了重大的不利变化；
（四）借款人的一些关键财务指标，例如流动性比率、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存货周转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有较大下降；
（五）借款人未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
（六）固定资产贷款项目出现重大的、不利于贷款偿还的调整，例如基建项目工期延长，或概算调整幅度较大；
（七）借款人还款意愿差，不与银行积极合作；
（八）贷款抵押品、质押品价值下降，或银行对抵押品失去控制；
（九）贷款保证人的财务状况出现疑问；
（十）银行对贷款缺乏有效的监督；
（十一）银行信贷档案不齐全，重要文件遗失，并且对于还款构成实质性影响；
（十二）违反贷款审批程序，例如超越授权发放贷款。
三、次级贷款
贷款的缺陷已经很明显，正常经营收入不足以保证还款，需要通过出售、变卖资产或对外融资，乃至执行抵押担保来还款。次级类贷款特征包括：
（一）借款人支付出现困难，并且难以获得新的资金；
（二）借款人不能偿还对其他债权人的债务；
（三）借款人内部管理问题未能解决，妨碍债务的及时足额清偿；
（四）借款人采用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套取贷款；
（五）借款人经营亏损，净现金流量为负值；
（六）借款人已不得不寻求拍卖抵押品、履行担保等还款来源。
四、可疑贷款
贷款已经肯定要发生一定的损失，只是因为存在借款人重组、兼并、合并、抵押物处理和未决诉讼等待定因素，损失金额还不能确定。可疑类贷款特征包括：
（一）借款人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二）贷款项目，如基建项目处于停缓状态；
（三）借款人已资不抵债；
（四）企业借改制之机逃避银行债务；
（五）银行已诉诸法律来收回贷款；
（六）贷款经过了重组，仍然逾期，或仍然不能正常归还本息，还款状况未得到明显改善。
五、损失贷款
贷款要大部分或全部发生损失。损失类贷款特征包括：
（一）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经法定清偿后，仍不能还清贷款；
（二）借款人死亡，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
（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或全部贷款；
（四）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逾期贷款；
（五）贷款企业虽未破产，工商行政部门也未吊销执照，但企业早已关停或名存实亡；
（六）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等历史原因造成的，债务人主体已消亡，悬空的银行贷款。

第二部分 贷款分类的程序与方法
一、贷款分类的程序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分类，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监督部门对同级或下一级分行贷款的分类，按实际操作顺序，一般应分为以下三个环节：
（一）评估被查银行贷款分类制度，以及贷款分类过程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对以上内容的评估是中国人民银行专项资产质量检查时的重要内容，主要是要了解银行贷款分类制度是否能够真正揭示贷款的真实价值，是否符合《指导原则》规定的最低标准，是否与《指导原则》规定的贷款风险方法有明确的对应和转换关系。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监督部门则应主要监督分类过程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二）了解贷款的还款记录，确定贷款的逾期状况。
贷款的还款记录是借款人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贷款偿还的法律责任的综合体现，显示贷款本息的逾期情况，是贷款质量的直观反映。贷款的还款记录一般有三种情况：贷款还款记录不佳，还本付息出现逾期；贷款本息尚未到期；贷款还款记录良好，借款人能还本付息。根据《指导原则》，可根据贷款的还本付息情况，作出对贷款的初步分类。
对单笔贷款的分类，一般从判断贷款的还款记录开始，但仅靠贷款的还本付息情况，还不能判断贷款的质量，应对影响还款可能性的因素进行分析。例如，本息偿还逾期30天（含30天）以内的贷款可视为正常贷款，但如果分析发现，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很差，或净现金流量出现负值，则贷款应划为关注类贷款或以下。
（三）确定贷款的还款可能性，并得出分类结果。确定还款可能性，应分析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贷款偿还的法律责任、银行的信贷管理、贷款的担保五个方面的因素。
分析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需要分析借款人财务状况、现金流量、影响还款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借款人还款能力是决定贷款本息是否能及时收回的主要因素。影响借款人还款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很多，包括借款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外部经营环境、贷款的行业和国家风险等。还款意愿是指借款人按合同规定还本付息的主观愿望。
造成贷款偿还的法律责任不明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贷款合同要素不全，还款条款含义不明确，或由无授权的人员签字等。
贷款担保包括对贷款的抵押、质押和保证，是贷款本息偿还的第二还款来源，重要性仅次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在借款人还款能力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贷款抵押品、质押物的变现能力，保证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至关重要。
银行的信贷管理与贷款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分类时应将银行的信贷管理水平作为一个总体因素进行考虑。对信贷管理水平差的银行或专业素质差的信贷人员发放的贷款应进行重点检查。
分类过程中，在确定贷款的还款记录后，对以上五类因素的分析各有侧重，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例如，对还款记录良好的贷款，对还款意愿、还款的法律责任的分析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对还款记录不佳的贷款，则应对所有因素进行分析。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对借款人还款能力首先作出判断。
另外，在评估借款人还款的可能性时，应了解贷款的用途、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和借款人的资产转换周期。
二、贷款分类中的拆分法
贷款分类中，往往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将一笔贷款拆开分成不同的档次。拆分法一般适用于保证贷款、以及面临清算的借款人发放的信用贷款。例如，银行向某借款人发放了一笔信用贷款，该借款人正面临清盘，根据对清盘最终结果的估计，清算完毕后，银行发放的贷款本息中至少能获得40％、最多不超过65％的补偿，则该笔贷款的35％可划分为损失，25％可划分为可疑，40％可划分为次级。对于保证贷款，可利用相似的原理进行拆分。

第三部分 对不同种类贷款的分类
一、消费贷款
消费贷款金额小、笔数多，借款人一般没有财务报表，银行难以掌握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但是，消费贷款又有一个特点，即风险因素比较简单，因此可以根据贷款逾期情况，采用批量处理的方法进行分类。
对于住房按揭贷款，可参考以下方法进行分类：如果贷款本金或利息拖欠还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为次级；拖欠还款12次或360天以上，至少分为损失类。
对于信用卡透支，可参考以下方法进行分类：如果贷款本金或利息拖欠还款3次或90天以上，至少分为次级类；拖欠还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为损失类。
二、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和银团贷款
对短期贷款，主要考虑借款人的短期偿债能力，即借款人的流动性；同时，进一步分析现金流量等其他因素。
对中长期贷款，应主要考虑借款人的长期偿债能力，分析借款人的杠杆比率，分析其资金来源结构的合理性，评价其经济基础牢固程度。如果借款人的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较强，但是财务杠杆过高，负债过重，则贷款应归为关注类。
对于银团贷款，分析的重点仍然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
三、政策性贷款和特定贷款
与一般贷款相比，政策性贷款的发放带有很大的被动因素，不是完全按照商业原则发放，这部分贷款的质量相对较低。但是，贷款分类本质上是对贷款风险程度和真实价值的判断，因此不论贷款是何种原因、何种背景下发放的，这些原因和背景都不应成为贷款分类的依据，否则，就不能反映贷款的真实价值。因此，对政策性贷款应按照《指导原则》第二章确定的标准进行分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国务院批准的特定贷款项目发放的贷款，由于国务院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弥补银行因贷款造成的损失，因此，对此类贷款可以免予分类。
四、“破产废债”企业的贷款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借款人“假破产、真废债”的情况，对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对这类贷款进行分类时，检查人员首先要完整、真实地掌握贷款的状况，其次要从贷款分类的标准出发，紧紧抓住还款可能性这个核心，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贷款偿还可能性的不同，可将贷款拆分为不同的档次，对于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追索，确定无法收回的部分，要归为“损失类”；对于还不能确定的部分，则归为“可疑”类。
五、违规贷款
与一般贷款相比，发放违规贷款除承担因贷款业务而正常发生的风险外，还需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这样就使贷款的风险放大了，影响到贷款的正常偿还，而且有的违规行为引发的风险已非常严重。因此，对所有的违规贷款，即使从眼前看贷款的偿还有充分保证，也应分为关注以下。
违规贷款一般包括：对关系人的信用贷款，以优于同类贷款条件向关系人发放的担保贷款，以及以贷收息、违规展期、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违反利率规定以及借款人不具备《贷款通则》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的贷款。

第四部分 关于信贷档案的结构和要素
贷款分类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信贷档案。一般地，信贷档案应至少覆盖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
（一）借款人的名称、地址、企业类型及所处行业、业务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二）组织结构、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附属机构的情况；
（三）借款人的经营历史、信誉评级，以及保证人的基本情况。
二、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财务信息，包括：
（一）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外部审计师的报告、借款人的其他财务信息，例如在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情况；
（二）保证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外部审计师的报告和其他财务信息。
三、重要文件，包括：
（一）借款人贷款申请；
（二）银行信贷调查报告和审批文件，包括长期贷款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上级行的立项文件、批准文件；
（三）贷款合同、授信额度或授信书；
（四）贷款担保的法律性文件，包括抵押合同、保证书、抵押品评估报告、财产所有权证，例如地契、房产证明等；
（五）借款人还款计划或还款承诺。
四、往来信函，包括信贷员走访考察记录、备忘录。
五、借款人还款记录和银行催款通知。
六、贷款检查报告，包括定期、不定期的信贷分析报告、内审报告。
银行应该制定信贷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个借款人建立完整的档案。信贷员有责任保证客户信贷档案的完整和真实，如有漏缺，应以书面形式说明。
检查人员应该对银行信贷档案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批评。重要法律文件（例如贷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缺失或有误导致法律责任不清的贷款应至少归为关注类（包括关注）以下。

第五部分 其他问题
一、贷款抽样方法
贷款分类过程就是逐笔确定贷款的真实价值的过程。如果由于时间和人力的限制，检查人员无法对所有贷款进行分类，就应该采用判断抽样方法，选取分类样本，即根据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优先选取风险较大的贷款。一般地，贷款样本中应包括以下几组贷款：
（一）全部逾期贷款、停息贷款、已经重组的贷款、卷入法律诉讼的贷款、内部审计或信贷管理部门认为有问题的贷款；
（二）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次检查中确定的不良贷款；
（三）关系人贷款；
（四）银行内部评为关注类的大额贷款；
（五）过去一年新发放的大额贷款；
（六）超过一定金额的贷款户；
（七）其他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质量检查时，贷款抽样比例可视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和信贷管理水平进行调整，但应保证能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分类制度、程序和分类结果的可靠性作出判断。对贷款质量较差或者信贷管理水平较低的银行，应调高抽样比例。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部门应对全部贷款进行分类。
二、如何检验不同银行、或不同分支机构对贷款分类标准的执行情况，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比较它们对同一借款人，或对同一笔贷款，或类似贷款的分类结果与理由。
三、关于贷款风险分类法的适用范围
商业银行的资产包括授信资产、投资和其他资产，其中授信资产又可分为对同业的授信和对客户的授信。
根据《指导原则》第二十八条，贷款风险分类法适用于《贷款通则》确定的各类贷款、以及表外项目中的直接信用替代项目；对其他授信项目的分类，可参照使用。这里，“其他授信项目”包括金融机构的拆出资金、承兑汇票等。因此，根据该条，银行的所有授信资产均可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法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