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与自然人有所不同，不仅表现在是否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体等方面，在侵权责任方面也所有不同。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被认作规定了我国民法上的法人侵权责任。但是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与运用，理论与实务上存在诸多疑问,例如：如何界定“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第43条文中是否包涵了雇主替代责任？在实践中如何认定经营活动？这些问题，均属于法人侵权责任的一些基本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探讨。
三个提前要交待的小问题：

　　（一）在对法人侵权责任做出探讨以前，通常要问：法人有无侵权责任能力？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讨论颇多，学说不一。例如胡长清认为，法人有无侵权责任能力，因对法人本质的观点不同而有所不同：

　　1.“法人拟制说”(1)法人惟于法律所许之目的范围内，始能存在，逾越目的范围之行为，即非法人之行为。(2)董事既为法人之代理人，则其所代理者，自以合法行为为限，对于侵权行为，无代理可言，故法人无侵权行为之能力。（萨维尼）

　　2. “法人实在说”(1)有机体说，法人之有无侵权行为能力，自应以其有无意思能力决之，法人即有意思能力，即当然有侵权行为之能力。(2)组织体说，法人有无侵权行为能力，应以董事之性质求之，董事即为法人之机关，则董事因执行职务所为之侵权行为，自应由法人负其责任。

　　其他学者的论述也大都围绕以上几点，不再赘述。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的规定，从法律上肯定了法人不仅有独立侵权责任能力，而且应当承担独立的侵权责任。因此在理论上探讨法人是否具有侵权行为能力的理论意义并不大。而且本文意在通过对《民通》第43条等条文的解释对比适用，解决实践问题，所以对于法人的侵权能力问题不做过多叙述。

　　（二）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法人的合同责任及侵权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法人的侵权责任与法人的合同责任有所不同，合同责任原则上以合同义务的违反为前提（缔约过失责任等除外），而合同义务的违反（违约行为）则以合同义务的承担为前提。当言及法人的合同责任，当然意味着法人有承担有合同义务，因此不存在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违约行为不承担责任的问题（因工作人员导致法人违约，仍然是法人违约）。侵权责任是专指法人就其自身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只有其行为才能够被视为法人自身的行为的人，其行为才能构成法人的侵权行为。然而，在《民法通则》第43条中是否包含了法人的合同责任，就我目前的阅读范围，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然而在司法裁判实践中却出现了大量运用第43条来解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替法人订立合同，法人承担合同责任的案例。由此我认为，第43条的“经营活动”既包括“经营活动”中的侵权行为，也包括法人的合同行为等。然则，本文意在讨论法人的侵权责任问题，对法人的合同责任不再赘述。

　　（三）我国法上法人范围仅限于企业法人吗？

　　1986年《民通》第43条中对于法人责任的界定，仅限于“企业法人”。这就对实践中事业单位法人与社会团体法人的责任认定造成问题。因此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6条规定：“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的名义进行业务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比照民法通则第三条的规定，由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民通》第121条中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民法上对法人的分类（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这三个条文已经囊括了法人的全部，因此在处理法人侵权问题时，不再局限于“企业法人”这一种形式，下文中，也不再对“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进行区分，而从法人的角度做一整体讨论。

　　二、何为“法定代表人与其他工作人员”？（下文仅在法人侵权责任的范畴下讨论这一问题）

　　依《民法通则》第38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法人的正职负责人士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没有正职负责人的，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设有董事会的法人，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没有董事长的法人，经董事会授权的负责人可以作为法定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界定，一般比较方便，根据法人登记的事项即可得出，例如公司法第13条：“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在代表权范围内的行为，亦即法人自身的行为，法定代表人在代表权范围内的侵权行为，亦即法人的侵权行为，应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系理所当然。

　　然而对于“其他工作人员”的界定则存在着争议。马俊驹教授认为，从逻辑和立法本意来看，以法人的名义所谓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是排除法定代表人以为的所有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梁慧星教授认为，所谓其他工作人员，应解释为包括其它有代表权人和代理权人，例如董事长外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清算人、重整人以及其他有代理权的职员。至于不具有代表权和代理权的普通员工和雇员，因职务加害于他人，应以民法关于雇用人责任的规定，由法人作为雇用人对被雇用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王利明教授认为《民通》43条包含了以下两种意思，法定代表人和法人机关成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视为法人的行为，由法人对该行为负责；在雇用关系和劳动关系中，法人对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以上几点可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是否规定了雇主替代责任。

（一）比较法上的研究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一般把法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分为两种。一种是视为法人自己行为产生的责任。另外一种是法人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的责任，一般称为“转承责任”或“雇主责任”。对于这两种责任构成的共同要件一般都是由侵权行为法加以规定的，对他人行为承担责任一般也是作为特殊侵权类型由侵权法加以规定的。唯独法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产生的侵权责任中的特殊问题则属于法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涉及什么人的行为被归属于法人自身行为的问题。

　　日本：《日本民法典》第44条第一项规定：“法人对于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在执行职务时加于他人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日本民法典》第715条规定：“1.因某事业雇佣他人者，对雇员因执行其职务而加于第三人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雇主对雇员的选任及其事业的监督已尽相当注意时，或即使尽相当注意损害仍会产生时，不在此限。2.代雇主监督事业者，亦负前款责任。3.前二款规定，不妨碍雇主对雇员行使求偿权。”由此可见，日本民法将法人自己责任与雇主替代责任加以区分并分别规定。

　　德国：《德国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于董事会、一名董事会成员或者一名合法任命的代理人由于执行属于权限以内的事物，发生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致使第三人受到损害时，社团应负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831条：1.雇用他人执行事务的人，对受雇人在执行事务时不法施加于第三人的损害，负赔偿的义务。2.雇用人在受雇人的选任，并在其应提供设备和工具器械或应监督事务的执行事，对装备和监督已尽相当的注意，或纵然已尽相当的注意也难免发生损害者，不负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同样将法人自己责任与雇主替代责任加以区分。

　　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8条规定：“法人对于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因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与该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任。”第188条规定：“受雇人因执行职务，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由雇用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但选任受雇人及监督其职务之执行，已尽相当之注意或者纵加相当之 而不免发生损害者，雇用人不负赔偿责任。如被害人依前项但书之规定，不能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其申请，得斟酌雇用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雇用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雇用人赔偿损害时，对于为侵权行为之受雇人，有求偿权。”

　　值得指出的是，德国民法将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的行为看作是法人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产生的责任也就自然由法人负责。其中《德国民法典》中“其他组织上任命的代理人”一词是指法人在法人破产、重整情况下的清算人、重整人以及在章程中规定的在特定事项中的监事。所以，这里的“代理人”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基于普通授权而产生的代理人，而是具有特定地位的法人机关。这些人由于是法人的机关，被视为是法人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地位上具有特殊性，即它们的行为被视为法人自身的行为。同样，在日本，对于理事及其他代理人的范围有所争议。主流学说成为“代表机关说”即理事及其他代理人是被赋予了代表权的法人机关。除理事外，临时理事、特别代理人、清算人也属于此。而就特定的行为被赋予代理权的任意代理人则不在其中。在这种情形，依据雇员侵权责任即可。而我国台湾地区的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的人，其中“有代表权的人”林城二教授举例认为有清算人或公司重整人等。

　　（二）我国立法实践

　　考察了国外相关立法，再对我国立法加以透视，我国法上是否对雇主替代责任与法人自己责任加以区分呢？

　　通观《民法通则》，只有第43条可能对雇主替代责任作出了规定，因此可以肯定在《民法通则》中并不存在像在《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等对雇主替代责任与法人自己责任“分拆式”的模式。对于第43条，有些学者认为其中并不包涵雇主替代责任，其理由是：当时我国劳动用工的主体是公有制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劳动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雇佣制只存在于三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其他公民用工的情况。由于不便承认雇佣关系，而只在《民通》第43条和第121条规定了企业法人和国家机关的责任，并将前者放在主体规范中来。如此以来，使得非法人单位和基于雇佣合同的雇员侵权责任出现了法律适用的空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和个体企业的繁荣，雇佣关系越来越普遍，私人企业、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公民个人等雇用帮工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在帮工造成他人损害时，又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不处理。于是才有了《民诉法意见》第45条的规定，以解决司法实务的急需。

我认为，上述观点基于1986年及以前的经济、劳动政策环境，而作出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此而解释认定《民通》第43条不存在雇主责任却显得有所草率。诚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民法通则》中出现“雇佣”这中字眼与整个经济体制不合时宜。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立法者才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制定第43条这一稍显模糊的条文。而正是因为其模糊性，才使得所订立条文的通过，才使得解释适用者解释适用时存在更大的空间。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雇主责任，但可以通过对第43条进行扩张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将该条的“其他工作人员”做扩张解释，解释为一切雇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合理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营制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也趋于模糊，认为雇佣关系之存在于私有制条件下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以公私所有制的划分理论认为四十三条不存在雇主替代责任就显得不合时宜。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大量适用第43条来解决雇主替代责任问题。

然后，社会是发展的，新的立法也会不断的涌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被认为是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从实体上规定雇主替代责任。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会对《民通》第43的解释适用产生什么影响呢？下面我将对该解释加以透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这两个条文问题在于，如果认为雇主包括该解释第8条规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雇员包括该解释第8条规定的“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则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存在规范重叠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其解释中只要规定第8条或者第9条即可，没有必要用两个条款来规定。那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规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可以看作第9条规定的雇主？该条规定的“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是否可以被看作第9条规定的雇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实际上作出了否定的回答。第8条规定的工作人员不得被看作第9条规定的雇员。由此可见，笔者作出推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雇主替代责任与法人自己责任进行了区分。
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界定

陈宝军


　　摘要：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积极的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笔者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该定义具有的基本内涵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并明确了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私了、刑事谅解、辩诉交易等概念的区别。
关键词：审判阶段 刑事和解 犯罪处置方式 轻缓化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甚至形成了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果，例如，无锡市的公检法司《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理论界也对刑事和解作了探讨，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刑事和解的程序设计。而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探讨比较少，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法院还是在进行积极探索，例如无锡市中院及基层法院的刑事和解试点，再如2009年郑州市中院对河南首例重罪案刑事和解后，被告人得到轻判。可以说，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刑事和解都在成长中，“刑事和解现象的出现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它从来不是在什么有系统的、现成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司法实践中带有一定自生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一个改革试验。第二，刑事和解制度没有一个固有的模式，它基本上是边探索、边试验、边调整。”[1]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以下简称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陈兴良教授认为任何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构成该学科内容的概念的明确和完整紧密联系的。只有在概念统一，内涵确切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2]
　　二、和解的释义
　　所谓“和解”“从字面含义来看，‘和’的含义是‘平和、和缓、和谐、和睦’，而‘和解’的含义则是‘不再争执，归于和好’。可见，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和解’实际上就是以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中‘和’是手段，‘解’是目的。”[3]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就存在着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解的思想渊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倡导的人和、兼爱、不争、至善，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正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要轻易做出判决，要采取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以“无讼”作为审判的最终价值追求，在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一直以“贱讼”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区才出现“健讼”的现象，但是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调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马锡五审判模式”到近几年最高法对各级法院的调解工作要求，都把调解或和解作为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法院应有的作用。在西方国家的诉讼理论上，和解可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4]由此可以看出此处的诉讼上和解主要是指在审判阶段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的释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诸种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1、刘凌梅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5]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西方VOR 的翻译。2、宋英辉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刑事和解，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件刑事部分的和解，而是在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和解后，被害人对加害人刑事处罚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有关机关通过审查，对加害人作出比较宽缓的处理。因此，刑事和解并不是当事人对刑事部分的处分，这一点与辩诉交易有本质的区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并不违反法律的基本规定。当然，有学者主张刑事部分也可以和解，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做不到，刑事部分的和解是将来立法解决的问题。[6] 3、陈光中、葛琳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7]
　　从以上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可以看出都是将刑事和解的概念尽量细化，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毕竟现代意义的刑事和解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个新生事物，实践初步展开，理论正在探讨，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形成统一的共识。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情况下应当把刑事和解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能将范围定义的过于狭窄，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8]就将刑事和解看成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从而排除了侦查、审判，甚至执行阶段的刑事和解。孙勤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某种机构或者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宽缓倾向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9]笔者赞同孙勤博士的意见，将刑事和解界定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概念。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笔者认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刑罚的本质存在四种理解可能：一是刑罚适用方式，二是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三是刑罚执行方式，四是犯罪处置方式。[10]笔者也赞同第四种理解因为刑罚适用、刑事责任承担、刑罚执行都不能涵盖刑事和解的责任承担方式，只有犯罪处置方式可以更全面的反应现象，揭示了刑事和解的本质。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刑事和解是具有特殊活动内容的犯罪处置方式。在这种活动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对话、协商构成刑事和解活动的主要内容。对话侧重的是双方认识、情感的沟通交流；协商侧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商量协议。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被害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而被害补偿又是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确定的。”[11]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另外还提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
　　五、审判阶段刑事和解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
　　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居间调处，促使民事纠纷主体相互谅解、妥协，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私法自治和权利处分原则的表现，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事人在法官的斡旋下可以适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纠纷得到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在刑事诉讼中，自诉案件的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就属于这一领域。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法官只是一个中间人，法官的任务就是召集双方、释明法律权利与义务、说明利害关系、确认刑事和解协议等等，至于能不能达成和解，法官不得强迫、引诱，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始终站在主导地位。所以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型的民事调解的最大区别就是法官的作用、地位不同，前者法官的作用很小，而后者是纠纷双方与法官都占主导地位。
　　（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私了
　　私了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者他人私人力量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其基本特征就是没有中立的第三者并且没有程序性。与调解相比，私了更强调的纠纷主体的自由处分权，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也就是说私了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是在还没有进出诉讼程序，公权力介入之前才能行使的，并且私了没有法官作为中间人，这是两者的明显区别，
　　（三）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
　　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中没有“刑事和解”这一概念，应当将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取而代之。“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与发生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应当严格地予以区分。‘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存在的概念，甚至已经在刑事自诉理论中使用。所以，将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而将‘刑事和解’界定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和解，不仅能够实现刑事和解概念与民事和解概念之间的‘接轨’还有利于刑事公诉和解概念与刑事自诉和解概念之间的‘并轨’” [12]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主体、适用阶段的不同，前者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主体，法官作为中间人，适用于审判阶段；后者以被告人与控方为主体，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
　　（四）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以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辩诉交易主要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它与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主要有以下区别：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后者的主体是被告人与被害人。2、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在检察机关掌控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后者是在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进行的。3、内容不同，前者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后者仅仅是刑罚交易。

注释：
[1]陈瑞华教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研讨会”的发言，见《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7年第4期。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日]青山善允、伊藤真著：《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1998年版，第260页。转引自熊跃敏：《诉讼上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5]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6]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7]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8]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9]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10]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11]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2]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 陈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