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建设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有关会计处理的通知
建设银行



为适应建设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根据建总发字〔1996〕第27号“关于下发建设银行1996年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办法的通知”精神，现将有关会计科目、帐户及相关帐务处理通知如下：
一、增设、调整会计科目、帐户
（一）增设“573经营调节基金”科目，核算各行按规定向上级行缴纳的经营调节基金，本科目按行别分设明细帐户，下级行上缴时记借方，上级行收到时记贷方。
本科目排列在试算平衡表第3页第55行，于1996年3月份起使用。分行汇总试算平衡表时，该科目余额不轧抵，由总行汇总后统一轧抵。该科目归属我行资产负债表“其他资产”（轧抵后为借方余额）或“其他负债”（轧抵后为贷方余额）项目，归属人民银行资产负债项目“其
他流动资产”或“其他流动负债”项内。
（二）在“568系统内借出资金”、“569系统内借入资金”科目下分别同时增设“结转借款户”、“临时借款户”、“专项借款户”三个专用帐户。
1．“结转借款户”核算转入的原在“调拨资金”科目“业务资金户”核算的累计借差和原在系统内借款科目核算的划转人民银行再贷款。
2．“临时借款户”核算转入的原在“调拨资金”科目“临时借款户”核算的临时借款，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后新发生的临时借款也在本专用帐户中核算。
3．“专项借款户”核算实行资金体制改革后各行因重点项目贷款资金配置不足而向总行借入的专项借款。
（三）取消“调拨资金”科目下的“临时借款户”，其帐户余额按规定全额转入系统内借款科目下增设的“临时借款户”。
（四）取消系统内借款科目下的“划转人民银行再贷款户”，其帐户余额按规定全额转入系统内借款科目下增设的“结转借款户”。
二、有关资金存量的帐务调整
（一）根据1996年建设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办法的规定，实行建设银行调节基金制度后，原在调拨资金科目核算的累计存、借差、临时借款以及原在系统内借款科目中核算的划转人民银行再贷款应进行相应的帐务调整。各行在进行帐务调整前，必须做好调拨资金、系统内借款等
有关科目、帐户的清理、核对工作，以保证帐务调整的正确和完整。为有利于情况的正确反映，各行务必在2月底以前自上而下核对帐目，对有关资金存量的调整统一规定在1996年3月18日同一天进行。届时，各级行资金计划部门应出具有关书面调整通知一式三份，同时填制特种转
帐凭证两借两贷，其中一份通知单自留，一份连同有关特种转帐凭证交同级会计部门办理转帐，另一份通知单寄上级行资金计划部门据以核对台帐。
（二）帐务处理
1．累计借差存量及划转人民银行再贷款的调整。各行会计部门收到本行资金计划部门出具的有关书面调整通知，以及特种转帐凭证（二借二贷）后，经审核无误，以一借一贷特种转帐凭证分别作借、贷方记帐凭证办理转帐，有关书面调整通知作借方记帐凭证附件（另一借一贷特种转
帐凭证退本行资金计划部门据以登记台帐，下同），将原在调拨资金科目核算的累计借差存量及在系统内借款科目核算的划转人民银行再贷款全额转入“结转借款户”。转帐时会计分录：
总行的处理：
借：系统内借出资金 结转借款户
贷：调拨资金 业务资金户（累计借差）
贷：系统内借出资金 划转人行再贷款户
分行的处理：
借：系统内借入资金 划转人行再贷款户
借：调拨资金 业务资金户（累计借差）
贷：系统内借入资金 结转借款户
2．原在调拨资金科目核算的累计存差存量及第二准备金应全额转入“经营调节基金”科目。转帐时会计分录：
总行的处理：
借：调拨资金 业务资金户（累计存差、第二准备金）
贷：经营调节基金 ××行上缴经营调节基金户
分行的处理：
借：经营调节基金 总行经营调节基金户
贷：调拨资金 业务资金户（累计存差、第二准备金）
3．原在调拨资金科目核算的临时借款应全额转入系统内借款科目下的“临时借款户”。会计分录：
总行的处理
借：系统内借出资金 临时借款户
贷：调拨资金 临时借款户
分行的处理：
借：调拨资金 临时借款户
贷：系统内借入资金 临时借款户
三、分行上交总行经营调节基金的处理
实行经营调节基金制度后，各行应按规定及时向总行缴纳经营调节基金。根据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办法的规定，经营调节基金的划交可采取通过上存资金转户、实汇资金以及先通过上存资金转户，不足部分实汇资金三种方式。
（一）以上存资金方式上交经营调节基金
1．分行的处理
分行资金计划部门根据应划交的经营调节基金数额填制三份“上交经营调解基金通知单”（以“调拨资金通知书”代，下同，以下简称“通知单”），并同时据以填制特种转帐凭证二借二贷连同一份“通知单”送会计部门，一份“通知单”自留，另一份“通知单”寄总行资金计划部。
会计部门收到资金计划部门送来的“通知单”及有关单证，经审核无误后，以一借一贷特种转帐凭证分别作借贷方记帐凭证办理转帐，“通知单”作借方记帐凭证附件，转帐时会计分录：
借：经营调节基金 总行经营调节基金户
贷：系统内借出资金 上存资金户
同时，将一借一贷特种转帐凭证退本行资金计划部门据以登记台帐。
2．总行的处理
总行资金计划部门收到分行寄来的“上交经营调节基金通知单”后，经审核无误，据以填制二借二贷特种转帐凭证交总行营业部。总行营业部以一借一贷特种转帐凭证分别作借、贷方记帐凭证办理转帐，转帐时会计分录：
借：系统内借入资金 上存资金户
贷：经营调节基金 ××行经营调节基金户
同时，将另一借一贷特种转帐凭证退总行资金计划部据以登记台帐。
（二）以实汇资金方式上交经营调节基金
1．分行的处理
分行资金计划部门根据应划交的经营调节基金数额按上述“（一）”之“1”的要求填制“上交经营调解基金通知单”三份，并同时据以填制有关汇款凭证连同一份“通知单”送会计部门通过人民银行按常规办理资金划拨手续。转帐时会计分录：
借：经营调节基金 总行经营调节基金户
贷：存中央银行存款 存款户
同时，将回单联退资金计划部门据以登记台帐。
2．总行的处理
总行营业部收到分行上交经营调节基金后，经审核无误，以人民银行收帐通知作借方记帐凭证，另填制两份特种转帐贷方凭证，其中一份特种转帐贷方凭证作贷方记帐凭证办理转帐，转帐时会计分录：
借：存中央银行存款 存款户
贷：经营调节基金 ××行经营调节基金户
同时，将另一份特种转帐贷方凭证退总行资金计划部据以登记台帐。
（三）分行以上存资金转户，不足部分以实汇资金方式向总行上交经营调节基金时，其帐务处理方法比照上述“（一）”、“（二）”的手续办理。
四、分行归还总行结转借款的处理
各行应按规定分步归还总行的结转借款，分行归还总行结转借款的方式与上交总行经营调节基金相同，即通过上存资金转户，实汇资金以及先通过上存资金转户、不足部分实汇资金三种方式。其归还总行结转借款时，总行、分行的帐务处理除核算会计科目不同外，其余核算手续及处理
方法比照上述“三”的方法办理。
五、分行以下各级机构对相应资金存量的帐务调整以及上交经营调节基金、归还结转借款的帐务处理，均比照上述“二”、“三”、“四”的办法办理
六、各行上存资金的帐务处理，按现行核算方法办理
以上请即转知所属认真执行，并及时做好有关报表通信及会计核算软件的调整工作，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请报告总行。



1996年2月28日
浅议“安乐死”

冷枫


近来，绵阳某中学教师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压，向成都华西医院提出安乐死被拒一事，使安乐死再度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其实，自安乐死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社会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成者称它为“安详的解脱”，反对着则称之为“合理的谋杀”。安乐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它考验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权的亵渎，还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
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当然，对于家人实行安乐死，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病人、自己，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邻居的议论。“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总结，而安乐死是一种新的观念，尽管许多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革也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思想、社会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具有巨大影响力。许多人会仅仅由于顾虑别人的评价，担心别人的议论而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这样的大事上。也许，我们认为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步入死亡是非常残忍的事。然而，换个角度考虑，让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将我们自私的情感建立在他们的病痛之上，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某天她欲跳楼自杀，被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选择安乐死也与人的本身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人素质、文化层次越高的人更会认同安乐死。当他们选择安乐死时，笔者相信都是经过了深刻的思考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家人的负担，也是为了节约社会的资源，更是一种实现自己权利的体现。当我们听到更多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而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并不是生活的懦夫和逃兵，而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者。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人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人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子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会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而得到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总是利弊相伴的，我们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了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笔者相信，在我国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社会观念飞速进步的今天，安乐死合法化最终将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