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说审判是通过司法裁判对正义的矫正和再分配，那么对审判的管理便是对司法自身所分配正义的再矫正。司法是通过裁判的形式对社会矛盾进行管理、调和与钝化进而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来。而审判管理是对司法自身的再管理，对司法所生产的矫正型正义、分配型正义再矫正、再分配。审判本身是一项严肃的诉讼活动和司法过程，因而审判权的运行必然要遵循诉讼自身的规律和司法所特有的运行轨迹。但当审判偏离司法的运行轨道和诉讼规律，正义自然无法得到矫正，对审判的管理也就变得需要、可能和迫切。本文拟通过考察审判流程生产正义的低质效、基于审判管理视角的分析和诉讼化改造探寻正义的实现路径。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司法实践考察正义的低质效。第二部分则重点从法律规范和法官素质等分析正义无法兑现之因。第三部分基于审判一体化的视角，寻求正义的改进和优化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审判流程生产的正义低质效

　　1、审判所输出的正义质量赤字

　　质量赤字是指审判系统所生产和向社会输出的正义低质量。低质量的正义主要表现在实体和程序上。即在实体或结果上，正义没有归位而是错位、越位；在程序上，没有遵守程序原则或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低质量的正义可能在结果上是公正的，但严重违反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或者遵守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但未能发现客观真实而造成冤假错案。即使实体处理和程序准则都得到严格恪守，但证据采信和裁判说明不够透彻清晰而引发受众的严重不满，我们仍认为正义还是没有完全得到再矫正和再分配，司法的过程不是失败即为低质。正义的低质量不仅表现为个案上的努力，也可能凸显为普遍的追求，即司法系统所生产的裁判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统一与协调。部分案件实体结果处理上没问题的，但程序上经不起推敲或程序也无瑕疵，但因为裁判文书缺乏说理而无法被当事人、律师等受众接受、信服及信赖。如此工序所生产的正义均是低质的，都不是司法本应具有的品质。另外，正义生产的低质也可能表现为个案的合理性拷问与普遍追求上的不协调，即司法或裁判尺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统一。往往很多相似案件在此法院认定侵权，在彼法院即可能被否决，只是因为法院的变更，王海系列打假案便是重要的佐证。甚至相似的案情与基本事实，适用同样的法律在此时可能被判决支持，而在彼时却可能被判决驳回，只是因为法官的更换或时间的单纯性推移。二审案件的过高改判率是审判尺度在空间上不统一最佳例证。以笔者所在的X市法院为例，经过笔者的有效统计和归类整理，近三年(2008-2010)，辖区内基层法院上诉到该院的民商事案件改判率达到了40%之高[①]。显然司法个案的错判是正义输出的不力和赤字表现，但个案努力与普遍性追求上的不协调、不统一更让人诟病，更难以公众接受，司法自身的权威也就难以树立，裁判的解释力、说服力也难以得到彰显。司法的社会认同感无法有效提升。

　　2、审判所输出的正义效率低下

　　迟到的正义显然是非正义。正义迟到往往意味着正义自身的效用递减直至无效。我们可以设想下，当冤假错案铸就之时，当事人已经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被告人的生命或自由已经被剥夺，显然通过改判将正义纠正，被告人的自由和生命因为正义的迟到难以再恢复原貌。另外，比如当事人急需通过司法的救助和确认获得赔偿而治病等，那么司法的繁琐、拖沓下的正义显然对于当事人来说是远水不解近渴。因而迟到的正义往往是非正义。

　　（1）审判所输出的效率低下首先表现在整体或宏观上结案不均衡或突击性结案。查阅司法统计的相关数据可知，大部分的法院和法官都能够在年底将所有新收、承办的案件结案，但是仔细对比各个季、各月份的结案数，我们会发现结案严重不均衡在全国法院都是一个通病，突击性结案在每个法官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证与痕迹[②]。突击性结案显然不是司法的本来面目，亦无法向当事人、社会输出可期待的正义。突击性结案让很多对正义渴望、期待已久的当事人苦苦煎熬，让社会对司法的不力批评和质疑声不断。

　　（2）在个案或司法的微观运作上，司法所输出的低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往往很多案件需要通过一拖再拖或反复的改判、重审、上诉等繁杂的程序，正义才会降临。而对于饱受折磨的当事人显然无法对司法的低效运作满意。以笔者所了解的行政审判为例，按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一审结案期为3个月，二审结案期为两个月，但在司法实践操作中，无论案件难易程度、法律关系繁简与否等一切可能影响审判效率的因子，承办法官或案件主办人往往都拖到最后下裁判，二审不开庭案件的合议更是如此。从个案的时间运转上来看，司法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乃至不言而喻。在微观运作上，司法的低效还可能表现为大量的案件需要穷尽所有的诉讼或司法程序才能实现正义的降临。这种繁琐的运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对诉讼资源或司法程序的滥用，即使案件实体或程序的运作上公正的，但当事人仍希望通过不断的上诉、申诉等司法程序穷尽所有可能救济渠道以实现其目的获得额外的利益。最典型的如，很多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保险纠纷，无论一审裁判结果如何，保险公司作为赔偿人无一例外、义无反顾地会选择上诉[③]，通过上诉拖延来延缓裁判的履行时间或者争取调解时间以争取更有利的诉讼利益。因为当保险公司大量、频繁地应对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其已经有专业的律师或专职法律人员应对，已经有足够的司法经验和丰富技巧应对，通过上诉等程序的拖延，可能为自己理赔争取更多的时间，更长的资金周转期。这是一种典型的诉讼资源滥用，通过恶意性上诉获得诉外利益而非因为司法不公寻求上诉等渠道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正义。当然个案穷尽所有上诉、申诉、审判监督等程序也可能是因为司法不公而衍伸出来的低效正义而非当事人对司法资源的滥用或恶意性上诉。这种因为原判决的错误或瑕疵需要通过上诉、申诉等程序进行再矫正来获得的正义是曲折性正义，正义虽然在最终实体结果上获得了满足，但生产的流程或实现的过程显然是太漫长了，也即正义的实现是低效率的

　　二、原因的解析

　　1、审判的腰斩与异化

　　审判是一个连续性的司法过程，亦是审与判的一个有机结合体。但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审判是被腰斩和分割的。最典型的如审委会制度对审判的人为性切割。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审委会是通过听取承办人对案件的描述和分析、对卷宗查阅等方式进行集体表决的[④]。这种决策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集中了法院优秀的头脑和充分发挥了集体决策的优势。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往往审委会的委员都是不直接参与开庭的，也就当然无法听取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辩护人的陈述与辩论，审委会委员只是通过简单的查阅卷宗和听取承办法官的陈述就判案而不审理是对审判有机体的人为性切割。这种切割将审判分离，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司法扭曲。审委会这种运作模式对司法正义的实现有不少的负面实现。首先，这种集体化的决策模式模糊和淡化了审判者的责任承担，比如经过审委会之手铸就的冤假错案，可以说大部分审委会委员都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有责任无异于都无责任，大家都不需要承担承担顶多也是将这种集体性决策恶果由承办法官一人独自承受，责任的淡化与模糊显然无法督促审委会委员认真办案。其次，审委会委员只是通过阅读卷宗和听取承办法官的陈述裁判而不直接审理案件是对审判的机械切割，违背了直接原则和辩论原则。因为按照审判的基本原理，直接听取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地陈述和辩论是裁判出炉的必经程序，而审委会这种判不审的司法决策模式显然有悖于诉讼和审判原理[⑤]。第三，这种集体性的决策模式也作为案件的承办法官可以“审者不判”。笔者以为这种案件审理模式不仅不利于督促审判人员加强学习主动提高审理能力和水平，反而助长了其对审委会的依赖性和放松自我学习的惰性。我们站在承办人的角度，承办法官遇到疑难复杂案件完全可以通过依赖和求助于审委会，而丧失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动力。另一方面，即使承办法官通过自我加压和刻苦钻研寻求的司法结论因为审委会的否决同样无再次钻研的动力与可能。因而由此看来，如审委会这种对审判有机体人为分割的审判运作模式显然是制造冤假错案或司法输出正义的低质量的重要源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正义质量赤字都归结于审判有机体的人为切割，但这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对审判有机体的切割，对合议庭的虚化肯定不只是局限于审委会，还有合议庭的自我蜕变和内部空心化亦是重要的正义质量赤字根源。当下，合议庭正在丧失其合议机能而被蜕化为一人庭或普遍性的独任审判。很多合议案件成为承办法官的基本任务或自留地，其他参与案件的合议成员无需做任何合议的工作，而只需在开庭时参加庭审。而所谓的案件调解、意见出具和裁判的作出基本上是承办法官一人在辛勤、孤独劳作。当然更极端的，有的非案件承办合议庭成员连卷宗也不阅，干脆在法庭上睡觉或胡思乱想而假装在开庭。合议庭合而不议是合议庭机能蜕化乃至丧失的重要表征。

　　2、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差与部分法官低素质的汇合。法律规范的自身不规范与部分法官低素质所汇聚的洪流是造就司法低质效的另一源头。法律规范的不规范导致其自身的可操作性差，导致司法人员无所适从。比如法律自身之间大量的错位、矛盾性规定，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或模糊而无法操作。最典型的如刑法，在量刑规范化未出台和推广之前，刑法的很多量刑条款因为幅度过大而导致法官自由裁量尺度明显过大致使大量的案件无法同质化裁判，即裁判尺度未能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统一。如若撇开法官的低素质，法律规范的不规范、条款的相互矛盾、自由裁量权过大完全可以通过法官运用司法推理、法律论证和漏洞填补等法律方法有效整合与弥补。可是当下的司法却屋漏偏逢连夜雨，法律规范的不规范与法官的大面积低素质不期而遇。自然正义的低质效也是在所难免了。也即笔者在此论述的法官低素质是指那些未能接受科班、专业的法律训练，运用司法的方法或法律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漏洞填补。法官的这种大面积低素质是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据苏力教授对法官素质和来源的考察，文革后进入法院的相当部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科班法律教育的[⑥]。因为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在砸烂后的一盘废墟上重建，法律人才奇缺，因而整个的司法系统补充了大量的非法律人才，而这些人到今天正是风华正茂，占据审判要岗的法官。历史地看，这些人为文革后司法的恢复和重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客观的讲，因为国家法制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急速前进，这些审判业务骨干因为未曾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教育而无法有效运用司法方法和技术进行系统、严密的司法推理对法律作出恰当的解释而最终无法向社会输出高质量的正义。

　　3、法官案件审判质量无一套科学、客观与严密的评估机制。司法裁判尺度不仅需要在时间上统一，也要在空间上有效协调与平衡。但目前司法的客观实际是，法官办案只要不是冤假错案就无需与先前的判决或其他法院的裁判保持大体的一致与平衡。在横向的地理纬度上，大量的案件在不同地域的法院或不同级别法院裁判会得到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结论。不同级别法院裁判的迥异可以通过上诉程序和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在一个司法区内得到统一，但两个互不隶属的同级别法院裁判因为无法通过上诉程序等得到统一而无法在同时段内相统一。最典型的如王海系列打假案，其在天津法院与北京法院所得到的裁判结果完全是对立的[⑦]。在纵向的历史维度来看，法官所承办的案件无需要同先前的裁判保持必要或大体的一致。即在同一个法院，此法官与彼法官因为学识背景、立场或对法律理解的差异而对相似或类似的案件在结论上不能保持大体的一致。因为在当下的审判体制，法官判案只需要依据事实和法律而无需参照先前的裁判。　　案例指导制度的缺失，缺乏一套严密、科学的案件审判质量评估机制尤其是横向与纵向的比对，司法裁判尺度无法统一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当然，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以法官群体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案例参照、司法尺度探讨、审判经验交流为主要目的《人民司法》（案例版）等杂志的有益尝试亦是推进司法尺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和统一的重要制度化努力。这些探索和尝试正在逐步改善司法尺度差异过大的问题。

　　三、路径的探寻：审判一体化

　　审判一体化不仅是对审判有机体本来面目的回归与恢复，亦是改进正义生产模式的重要路径。审判一体化反映在诉讼链条上是对合议庭的诉讼化改造，反映在法院运转机制上是内部高度专业化及分工协作，反映在整个的司法系统来看便是裁判尺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同质化。

　　1、审判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合议庭诉讼化改造。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最主要审判组织与审判形式。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案件审理主要有独任制、合议制和审委会决策制三种模式。其中合议制模式不仅是独任制、审委会制的基础，亦是最主要的案件审理模式。即案件通过合议是审理模式的常态，而独任制与审委会制均是其变形，即案件审理模式的非常态或者变态。一般案件趋向于简单化，我们会采取合议制的变式即独任制，而案件趋向于复杂化则倾向于采取审委会决策模式。但目前的司法实践或现状是合议制被认为的空心化即大量本该适用合议制的案件被人为地扭曲为独任审判或者本该通过合议庭决策的案件因为审判人员素质低下或偷懒而依赖于审委会决策。合议庭蜕变为一人庭或独任制审判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很多非案件具体承办人员的合议庭成员在开庭前不阅卷，不参与调解，只是装模作样地参加下庭审。显然这种合而不议制的合议模式等同于将合议庭抽空了，合议庭空心化也是在所难免。合议庭的空心化削弱了合议制发挥集体优势的功能，而与独任制审判旨趣无差。这与合议庭的诉讼模式大相径庭，合议庭被空心化还表现为决策权被审委会的蚕食。即很多根本无需通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因为承办法官偷懒而不钻研法律或规避责任承担而拿不定主意等因素而强行通过审委会集体性决策。审委会决策固然有发挥其集体智慧的优势，但审委会是合议庭的扩大与变形而非审判组织的常态。案件无论大小、难易程度都提交审委会，不仅审委会无法消化和承受，也无必要。但实际的司法运作中，因为审委会模式可以将司法责任转移或泛化等原因，合议庭自动放弃案件的决策权而让位于审委会亦是合议庭被虚空化的重要表现。因而笔者以为针对合议庭的空心化，应当让合议庭进入实体化运作模式复归合议庭本有的决策功能。一方面，在合议庭的内部运作上，应当防止合议庭蜕变为一人庭或独任庭，可以考虑对案件审判权进行横向分割。通过将审判分为事实审、证据审和法律审三审，实现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这样将职权和责任通过横向切割实现细化，有利于明晰每一位合议庭成员的权责利。通过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合议、法律适用合议及证据审查合议让审判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地合议，也让所有合议庭成员都共同负担对案件的质量保证而不是只要合议庭成员为非案件具体承办人就无所事事或可以高枕无忧。另一方面，在合议庭的外部机制上，可以考虑将合议庭扩容。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和特殊需要，对不同的案件进行分门别类地配置相应的合议庭规模及对结构做特殊处理。以往我们大部分的案件都是由三名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在基层法院一审案件还可能有一至两名人民陪审员加盟），即可能因为审判员数量的有限或一种司法的惯性所致，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由三名成员组成合议庭。但人民法院组织法并未归合议庭的规模进行强行限制，只要是三名至七名或九名的单数均可。因而笔者以为应当打破思维定势，扩大合议庭的规模并优化其结构。比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可以吸收审委会专职委员、资深审判员加盟，将合议庭扩大为七人或九人，以便在保持合议庭成员直接听取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陈述和辩论优势的同时，又巧妙地嫁接了审委会的集体决策优势，而对于高度专业性、技术性的行业则完全可以吸收专家学者以人民陪审员的形式加盟以便应对复杂的技术问题保证审判质量及专家当事人的信任感和对裁判的认同感[⑧]。比如涉及城市规划的行政案件，可能里面的证据充斥着大量的图标和专业术语，作为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不是一头雾水就是不知所云，而专家类的人民陪审员则可以弥补这个缝隙，让合议制审理模式疏而不漏。合议庭的扩容和结构优化不仅可以实现合议制与审委会决策制的双重优势，也再案件审理模式上打通了审与判的隔阂与鸿沟，真正实现了审判一体化，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审判质量

　　2、审判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分工与合作并进的协作式正义生产机制。审判一体化不仅仅要强调协作，更追求分工。因为只要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协作才有价值。只有分工才有合作的必要，而合作是对分工的整合。著名文学家韩愈曾经有个著名的论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审判本身即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性工作。审判技术体系庞杂，内容丰富，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工的情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审判员可以精通所有的审判类别与领域。因而对审判有机体进行切割与分工是必然趋势。而现在审判中流弊的重要表现是审判的大杂糅无明确的分工，无长时段的打磨与专业积累，审判人员无法有效实现对该类审判的熟练化操作乃至精通。按照英国大法官柯克的理解，审判技术是一门实践理性而非自然理性或理论理性。即审判技术需要长期的打磨与锤炼才能掌握。而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也有相似的论断，即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这个论断并不意味着法律或法官是不讲逻辑的，而是说法律需要大量的经验不断延展、不断丰富。而这些司法经验正是审判人员最宝贵的智力财富。现实的司法实践是，我们的法官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自然合作也就是缘木求鱼了。频繁地法官轮岗，跨专业的换岗，法官疲于应付大量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都是对法官专业化的致命伤害。因而笔者不赞成在法院系统内部甚至是在系统外进行大规模频繁地轮岗与干部交流，因为交流到其他不同种类的审判岗位甚至是完全放弃审判行业无异于让先前所积累的宝贵审判经验付之东流[⑨]。同时审判人员疲于应付大量程序性、事务性的工作亦是对审判工作专业化的伤害。在法官未能职业化的情境下，法官不仅需要开庭审理和裁判案件，还有从有限的时间里挤出大量的闲暇用于送达法律文书、交换证据等程序性工作，甚至参加文艺汇演、各种各样的知识竞赛、歌咏比赛等事务性工作。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法官在此情此景下能有精力和功夫专心研磨庭审技能和裁判艺术。因而审判专业化也就成为黄粱一梦，而缺失专业化基础的审判一体化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假定一个审判人员的可用时间总量是有限的情境下，审判人员用于事务性和程序性工作时间增多，用于揣摩庭审和研究裁判技术的时间必然会减少。因而笔者以为可用考虑在法院内部建立一站式案件管理中心，由一站式案件管理中心负责所有的程序性和事务性工作，为审判人员腾出时间和空间去揣摩庭审和研究裁判技术。同时一站式案件管理中心还要对案件性质、庭前调解、繁简分流审判流程动态管理作出合适的判断与恰当的安排。因为只有案件管理中心对案件的难易复杂程度作出合适的判断才能为合议庭的规模选择一个合理的界定，只有案件管理中心对审判流程进行动态化的监督，才能防止突击性结案，保证均衡式样结案。

　　3、审判一体化的审判体制--裁判尺度的同质化进路。

　　裁判尺度的同质化不仅是审判一体化在整个司法系统的宏观式布局，也是最终实现司法正义的普遍性追求与制度化努力。只有在个案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正义的普遍化即裁判尺度的同质化，正义的改进才能说是得到了系统性的覆盖和全面性的推进。笔者以为构建审判一体化的审判体制应当遵循裁判尺度的同质化进路，即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普及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与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1）稳步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我国不是判例法法系国家，因而法官判案无需遵循先例，也不必强制参照先前性裁判。但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有助于推进我国吸收判例法法系的优点，由成文法国家转型为成文法与判例法齐头并进的国家。因为判例法是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思路，虽然现行司法体制下法官裁判无需要尊重先例，但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统计公报》上定期公布的案例，以法官群体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人民司法》杂志的强势发行与推广，大量的法官在茶余饭后或裁判之前都翻阅其中的案例以便为自己的裁判结论寻求实践上的支持或理论的补充，因而事实上，法官裁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公报》或《人民司法》上的案例无疑是推进裁判尺度在空间上同质化的重要方法。以相关的案例杂志发展等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建构不失为统一司法尺度，让正义普照大地的一种可依循进路。

　　（2）大面积普及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是法官等法律人所特有的区别日常生活逻辑而在法律基石上建构的一套思维系统。法律方法是法律思维的外化，在案件审理中的具体性运用。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所依托的思维基础。法律思维要求法律人能分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能够以现行法为逻辑起点，将程序性规范前置于实体性规范。而法律方法则要求法官在不断留恋往返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寻找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在法律相互冲突之间做出判断与选择，在法律空白或缺失之际，法官能够像立法者一样思考进行漏洞填补，并在裁判理由中说服裁判的受众对象，立法者在遇到此类情况也是如此思考和决断。由此看来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在法官群体的大面积普及，有助于所有审判者在面对法律冲突或法律空白时能作出大体一致的判断与抉择，以保障裁判尺度在空间上更广阔的统一或同质化。因而法律思维的普及，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够契合统一裁判尺度的需要，普及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不失为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依赖路径。

　　（3）全面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司法的规范化建设指模糊性规范具体化以明晰法官的权责利和裁判的边界，通过规范法官的庭审方式、调解技巧、裁判理由等促使裁判尺度的同质化。在全国法院系统正式推广的量刑规范化建设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司法规范化的巨大魅力和良好成效。按照量刑规范化在在统一量刑尺度取得的巨大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扩大至整个司法领域，即所有的案件和司法的细节以规范化的形式将其规范、具体以压缩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裁判。司法规范化不仅仅局限于统一量刑尺度，也将违约尺度、侵权尺度等纳入裁判同质化的视野，我们希冀通过司法规范化建设将模糊的规范清晰化、具体化，将裁量权过宽的法律条款收窄，将混沌的裁判理由规范性展示在裁判文书的受众对象面前。依据量刑规范化在量刑尺度统一上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司法规范化的逻辑，笔者相信通过全面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完全可以为裁判尺度的同质化添一份光、增一片彩。

　　参考文献

　　[①] 数据来源于X市法院历年司法统计资料。

　　[②] 张金浪：反思与回应：均衡结案之中国式困境，载天涯法律网。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南京市城乡困难家庭教育救助制度的实施办法（暂行）》等6个文件的通知



宁政办发〔2005〕1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工作的意见》，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教育局、财政局拟定的《南京市城乡困难家庭教育救助制度的实施办法（暂行）》，市卫生局、财政局、民政局拟定的《南京市城乡困难居民医疗费用减免制度实施办法（暂行）》，市司法局拟定的《南京市对困难群体实行法律援助的实施细则》，市民政局、财政局拟定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通知》和《南京市城乡困难居民大重病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民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拟定的《关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再就业实施办法》转发给你们，连同此前已经印发的《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细则》（宁政办发〔2004〕159号）、《关于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暂行办法》（宁民救〔2004〕111号、宁财社〔2004〕362号）、《南京市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实施细则（试行）》（宁房改〔2001〕6号），共九个文件，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一月五日



南京市城乡困难家庭教育救助制度的实施办法（暂行）



（南京市教育局、南京市财政局 2005年1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工作的意见》，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将解决困难群体家庭子女就学问题制度化、规范化，切实解决困难群体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巩固我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推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二、组织领导

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分别成立“困难群体子女教育救助领导小组”。分别研究、制定困难群体子女教育救助工作计划，组织协调教育救助工作。

市教育局困难群体子女教育救助领导小组由规划处、财务处，中教处、初教处、高师处、组织处、宣德处、人事处、老干部处和机关党委等处室负责人组成，组长由市教育局局长徐传德担任、副组长由市教育局副局长洪伟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规划处。

三、建立制度

（一）加强调研，及时了解和掌握困难群体的人数、困难程度，制订每年教育救助工作计划；

（二）定期研究教育救助工作，及时解决教育救助工作困难与问题；

（三）建立教育救助跟踪反馈制度，对教育救助方式、资金筹措情况、救助效果等进行评估，确保教育救助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

四、形成机制

建立长效温暖解困和年终集中关怀两种机制，关注弱势群体。

（一）为困难群体家庭子女就学开辟“绿色通道”，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1、发放助学券，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子女入学困难。对低保家庭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在不择校的情况下，以助学券形式进行资助，杂费全免、代办费减半，补助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承担60%，区县教育局承担40%；

2、对残疾儿童少年实行免费教育。凡本市的盲、聋哑、智残儿童实行免费教育，相关学校的资金补助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

3、在六城区每区一所学校初中开设“爱心班”。招收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免去杂费、代办费、住宿费，资金补助由市、区县两级财政负担；

4、低保家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生(含职校生、中专生)由学校减免50%的学费，市级教育和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5、对考入市属大学的低保家庭子女，实行助学贷款，政府和学校贴息资助。

6、凡按居住所在地教育部门安排的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借读费。资金由市、区县财政负担。

（二）关注困难重病的教师，送去政府关心和社会温暖

每年集中开展一次对生活困难的生重病的教师慰问活动。慰问经费由市级教育部门负担。

南京市城乡困难居民医疗费用减免制度实施办法（暂行）



（南京市卫生局 南京市财政局 南京市民政局 2005年1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工作的意见》精神，加强慈善门诊和惠民医院建设，切实解决好社会困难群体看得起病、住得起院、吃得起药的问题，达到真正惠民、真心惠民的目的。

二、政策规定

1、救助的对象

慈善门诊救助对象是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持有劳动保障部门发放的《再就业优惠证》的居民、二等乙级及以上伤残军人和60周岁以上老人。

惠民医院救助对象是指由民政部门认定核准的全市范围内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中原则上没有享受有关医疗保障待遇的，并确有病需治疗的人员。

2、救助的范围

救助的范围是救助对象的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医疗。

3、救助对象的认定

符合慈善门诊救助对象的患者在慈善门诊就诊应当持有所规定的有效证件，慈善门诊应给予相应的医疗费用减免。

符合惠民医院救助对象的患者凭低保证和区（县）、市民政部门审核后发放的医疗救助卡（医疗救助卡需定期核查确认）在惠民医院就诊，惠民医院应给予相应的医疗费用减免。

4、有关减免、优惠标准

慈善门诊救助主要包括：

（1）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免收普通门诊诊疗费；门诊治疗费（治疗项目中的材料费另收）、大型医疗设备（含CT、核磁共振、DSA、ECT、彩色B超、PET等）检查按规定标准减免30%；住院治疗的，其住院诊疗费、床位费减半收取。

（2）持有劳动保障部门发放的《再就业优惠证》的居民、二等乙级及以上伤残军人凭《革命伤残军人证》、60周岁以上老人凭《南京市老年人优待证》免普通门诊挂号费。

惠民医院救助主要包括：

（1）五免：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免收普通门诊诊疗费、免收门诊治疗费（治疗项目中的材料费另收）；免收住院诊疗费；免收医院基本医疗护理费。

（2）五减半：床位费减免50%（干部病房、特需病房、监护病房除外）；检查费减免50%（门诊、住院）；住院治疗费（治疗项目中的材料费另收）减免50%；手术费减免50%；放射费减免50%。

（3）三优惠：一是药品价格在物价部门核定的基础上零售价下降8%，让利于患者；二是因病致贫的特困患者视实际情况，将给予更多的医疗优惠；三是对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低保家庭的患者，医疗费用结算按一级医疗机构的起
付线、定额标准和自付比例等规定执行。

其他医疗救助：

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对象从事饮食服务等个体职业需要健康体检的到指定的医疗卫生单位免收体检费。

三、慈善门诊和惠民医院的建设

根据省、市有关政策规定，全市范围内政府举办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须设立慈善门诊。

惠民医院确定的原则是“优质、节约、有效、便捷”。目前，南京市已设立4家惠民医院，分别是南京市惠民医院（南京市红十字医院）、南京市第二惠民医院（南京市建邺医院）、南京市第三惠民医院（南京市浦口医院）和南京市惠民中医院（南京市江宁区中医院）。

相关医疗机构要加强和完善惠民医院和慈善门诊的建设。惠民医院建设初期，市区财政、市区卫生主管部门给予一定的投入，添置必备的医疗设备，改善医疗条件。

四、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经费保障

城乡困难居民就医所减免的医疗费用应坚持医院负担和市、区（县）财政适当补助相结合的原则。

对慈善门诊所减免的医疗费用由相关医疗机构自行解决。

对惠民医院所减免的医疗费用，财政部门和卫生部门根据救助业务量给予适当的
补助，其余部分由各惠民医院自行解决。

扩大筹资渠道，鼓励全社会的参与和资助，广泛吸纳社会团体捐赠、大企业赞助、社会献爱心募捐等。

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医药企业统一经销惠民医院的药品，以降低药品的成本，减少城乡困难居民医疗费用。

五、慈善门诊和惠民医院的管理

市、区（县）卫生部门负责惠民医院和慈善门诊的管理，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做好监督工作。

相关医疗机构必须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执行慈善门诊和惠民医院各项政策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出相应管理措施和办法，并在服务和收费场所将有关规定予以公示，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开展对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的工作必须坚持“保证质量，一视同仁”的原则，为救助对象提供和普通患者一样的医疗技术和服务。

市属三级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要采取上门会诊、上门手术，以及职称晋升、下基层锻炼等形式，从技术、人才等诸方面给惠民医院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南京市对困难群体实行法律援助的实施细则
（市司法局 2005年1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根
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困难公民，可以依照本办法获得无偿法律服务。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
工作。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法律援助专门工作机构，承担法律援助的受理、审批和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数额要与本地区法律援助业务开展和受援对象实际需要相适应。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随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协调。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老龄委等组织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群体的法律援助事项提供帮助。

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应当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鼓励有法律业务知识和专业特长的人员作为法律援助志愿者参加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六条 有关政府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支持和配合法律援助工作。

对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劳动仲裁机构和审判机关应当减免或缓收案件的仲裁费、诉讼费、执行费。仲裁费、诉讼费缓收期限至法律文书下达后。

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查阅档案资料、进行鉴定所涉及的相关费用，相关部门应当予以减免。对档案查询费、咨询服务费、调阅档案保护费、证明费予以免收；对档案复制费、鉴定费按所需材料的成本标准予以减收。

第七条　提倡和鼓励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单位和个人向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前全额扣除的税收优惠。

第八条　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

第九条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公民，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一）住所在本地或者事由发生在本地；

（二）有证据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服务；

（三）经济困难无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四）申请援助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

第十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经济困难：

（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二）因患严重疾病或发生灾难等突发性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

（三）家庭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以内的。

第十一条 经济困难的公民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请求给予工伤待遇的；

（七）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

（八）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九）因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要求继续履行的；

（十）因家庭暴力、虐待要求离婚或解除收养、监护关系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
人。

第十三条　刑事案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者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四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就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至（十）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向义务机关所在地或者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仲裁、诉讼案件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二）就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之间发生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

第十六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由看守所在24小时内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料由看守所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协助提供。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时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就业状况、家庭月（年）平均收入支出、生活变故以及对其经济困难是否认可等详细情况。

第十八条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十九条 各区县法律援助机构向本辖区内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发放《南京市法律援助联系卡》。持《法律援助联系卡》在本市申请法律援助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免除经济状况审查。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在7个工作日内未按要求做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不属于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做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十二条　各区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有司法所的街镇设立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司法所合署办公，接受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指导监督。

法律援助工作站就近接受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并进行初步审查。对初审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报送有管辖权的市、区、县法律援助机构审批，
法律援助机构在3个工作日内审查，做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第二十三条　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发现当事人基本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指导当事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并将有关案件材料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做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在开展法律援助活动中发现当事人基本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指导当事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并进行初步审查。对初审认为符合条件的，将有关材料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审查，做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自决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案件应当通过法律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服务人员承办。
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安排，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公证员以及法律援助志愿者统称为法律援助人员。

第二十六条 法律服务机构接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通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安排合适人员承办，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方便，指导和督促其及时、优质完成。

法律服务机构不得委派见习、实习人员独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单独让助理人员会见羁押中的受援人及出庭。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向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有关单位提交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印制的法律援助文书。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接受做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应当保守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的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不得收取受援人及其家属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九条　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应当按照协会章程对实施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指导法律服务人员不断提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服务机构应当组织集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第三十条　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受援人有义务全面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事实相关的情况，及时提有关证据材料，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
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五） 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

因第（五）项原因终止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应当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30日内，将下列材料经所在法律服务机构审核后提交做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一）结案报告；

（二）起诉书或上诉书；

（三）代理词或辩护词；

（四）出庭通知书；

（五）会见、谈话、庭审笔录；

（六）支持代理或辩护意见的主要证据材料；

（七）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

（八）法律援助工作征询意见表。

第三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自收到结案材料起30日内，向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对未适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未交清法律援助案卷材料的，扣发或暂缓核发补贴费用。

第三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卷宗档案，做到一案一卷。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工作投诉查处制度。对受援人或相关部门的投诉，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并告知其查处结果。经调查，认为对被投诉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建议。

第三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一）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四）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第三十七条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或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八条　法律服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或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

第三十九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人员和法律援助人员在履行法律援助职责中，因过错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通知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2005年1月）


我市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以来，农村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一定保障，敬老院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农村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五保对象是农村最困难的群体，也是首先应该得到福利保障的对象，为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吃、穿、住、医、葬，让他们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为此，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采取有效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各区县要严格执行五保认定条件的政策规定，坚决杜绝以资金定五保数字、以数字定五保人头的做法，组织开展五保对象摸底排查，核实核准五保人数。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五保待遇的个人申请，村委会审核、镇街审批的工作程序。对因五保户增加和提高供养标准所需的经费，各区县要认真落实，并按照村级“三项资金”管理的要求，纳入专户，专款专用。

二、调整供养标准，提高供养水平。从2005年起，全市分散供养五保对象，其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110%，集中供养的不得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150%。

三、加大财政投入，提高集中供养率。各区县要根据五保对象的分布情况，制订本地敬老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各级财政要将敬老院建设资金纳入年初财政预算，要广开资金筹集渠道，鼓励和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资助敬老院建设。新建、改扩建敬老院要严格执行相关建筑设计规范，撤并敬老院的，须经区县民政部门批准，并切实做好旧敬老院的置换和变现，所得资金全部用于新的敬老院建设。市财政安排敬老院建设补助专项资金，用于敬老院增加五保对象床位进行补助。市财政每年安排农村五保户生活补助专项资金，主要对困难区县进行补助。通过努力，三年内要使我市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由目前的42%提高到60%以上。

四、认真落实政策，解决好五保对象的医疗难问题。各区县要严格按照省民政厅、卫生厅、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医疗救助实施办法》(苏民发〔2004〕5号)的有关规定，将五保对象无障碍地纳入农村合作医疗，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五保对象，应由个人缴纳的资金，由政府给予资助。同时，区县财政要按照每个五保对象不低于200元的标准，在供养经费中增列五保对象医疗补助预算，用于五保对象合作医疗之外负担的医疗费用的救助。对五保对象中孤儿，要制定明确的政策规定，保证其及时得到教育。

五、健全五保服务网络，加强对五保对象的照料和服务。各区县要以镇街敬老院为依托，明确有关组织机构，对镇街五保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并动员社会力量，实行院户挂钩。有关组织机构对本镇街五保对象的基本情况逐一登记建卡，并建立定期走访制度，帮助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村民委员会要建立健全五保服务组，确定包护人，落实包护服务责任制，切实加强对分散五保对象的照料和服务。

六、加强队伍建设，规范敬老院管理工作。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敬老院院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对培训合格后的工作人员颁发上岗证，做到两年内全市所有敬老院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各区县、镇街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推行敬老院院长竞争上岗制和公开招聘制，将年富力强、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懂管理、会服务的人员吸纳到院长队伍中来。要切实关心农村五保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敬老院主要工作人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为他们缴纳基本社会保险，调动他们尽心尽责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敬老院民主管理制度，财务公开制度等，开展敬老院管理达标和创文明敬老院活动，使各敬老院做到有一片绿地、有一口鱼塘、有一块菜地、有一笼家禽、有一栏生猪、有一个活动室、有一支服务队的“七个一”要求，定期组织老人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切实把敬老院建设成怡养天年的美好家园。

南京市城乡困难居民大重病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南京市民政局 南京市财政局 2005年1月）


第一条 根据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和《江苏省农村医疗救助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乡困难居民的医疗救助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城乡困难居民大重病医疗救助（以下简称医疗救助）是建立在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补充医疗保险为辅助的基础上，对因患大重病，个人医疗费支出过大而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城乡困难居民给予适当的医疗救助。

第三条 医疗救助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市民政部门是本市医疗救助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区、县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医疗救助的审批工作；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医疗救助的具体管理工作；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医疗救助的相关服务工作。

各级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医疗救助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医疗救助对象：

（一）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患有尿毒症、恶性肿瘤、肾移植、白血病的人员（以下简称一类人员）。

（二）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患有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急性坏死性胰腺炎、严重脑外伤、主动脉手术、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慢性肾功能性衰竭、急性重症肝炎、危及生命的良性脑瘤、消化道出血、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的人员（以下简称二类人员）。

（三）我市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的城乡居民中患有前款所指的12种疾病的人员（以下简称三类人员）。

（四）一类、二类、三类人员中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

（五）市民政、卫生和财政部门共同认定的患有其他重大疾病的人员。

第五条 医疗救助标准：

（一）对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类、二类、三类人员，按照个人实际负担30%给予救助，本年度内医疗救助累计分别不超过3000元、2000元、1000元。

（二）对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类、二类、三类人员，按照个人实际负担的50%给予救助，本年度内医疗救助累计分别不超过3000元、2000元、1000元。

（三）个人实际负担是指医疗费用通过相关渠道报销后，由个人实际支付的部分。

（四）医疗救助金本年度内起付救济线为500元。

起付救济线和最高补助额随经济社会发展，适时进行调整，经市政府批复后，全市统一执行。

第六条 医疗救助资金来源：

医疗救助资金通过各级财政预算和社会筹集等多渠道解决，各级财政都要安排农村医疗救助经费，并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城市居民的医疗救助资金，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下关区、栖霞区、雨花台区以及原大厂区、原浦口区由市、区财政按6：4比例分担；江宁区、溧水县、高淳县以及原江浦县、原六合县由本级财政负担。农村居民的医疗救助资金，由各区县财政负担。对负担较重的困难区县，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第七条 医疗救助资金管理：

医疗救助资金要纳入社会保障资金专户，专项管理，专款专用。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医疗救助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纳入社会保障资金专户，统筹安排。

市级财政根据市民政局编制的用款计划，按季预拨各区财政医疗救助资金，区县级财政按照本级民政部门编制的用款计划，按月拨付医疗救助资金。

各级财政、审计、监察部门依法定期审计和监督医疗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八条 申请医疗救助程序：

（一）一类人员。凭城乡低保金领取证、二级以上医院或医保定点医院诊断和诊治证明、已支付的大重病医疗费用单据等，直接到区县民政部门办理。

（二）其他人员。由户主或受其委托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1、二级以上医院或医保定点医院诊断和诊治证明，已支付大病重病的医疗费用单据（有医保的凭医保定点医院的医保结算凭据，未参加医保的凭二级以上医院的原始单据）；

2、医疗费发生期间的家庭成员收入情况证明（城乡低保对象提供保障金领取证）；

3、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证明；

4、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接到申请后，进行调查核实，对基本符合条件的，填写《南京市城乡困难居民大重病医疗救助申请表》，并提出调查意见，报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进行审核。

（四）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上报的调查材料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报区、县民政部门审批。

（五）区、县民政部门收到审核材料后三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在规定限额内发给医疗救助金。

第九条 申请医疗救助时，一、二类人员个人实际自付医疗费用一般应累计到1000元以上；三类人员个人实际自付医疗费用一般应累计到2000元以上；确有困难和特殊情况的可以简化手续，随时办理，但每月只能申请一次。

第十条 申请医疗救助的对象须到二级以上医院或医保定点医院就医，医疗费用必须是本年度内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

第十一条 各类医院要根据市物价局、卫生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收费减免问题的通知》（宁价费〔2002〕238号）要求和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对低保对象就医的有关优惠减免政策。

第十二条 不属于医疗救助的范围：

（一）工伤、交通、打架、斗殴、酗酒和赌博等引发的事故致伤发生的医疗费用。

（二）擅自到非二级以上医院或非指定医疗机构就医的。

（三）凡不属于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药物、药械和治疗、检查等费用。

第十三条 申请人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不予救助。对骗取救助金额如数追回，并视情节轻重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 各区县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关于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再就业实施办法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
市国税局 市地税局 2005年1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就业再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机制，切实帮助困难群体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结合实际，现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就业困难人员主要包括：男年满45周岁，女年满40周岁的下岗失业人员；一户有2人以上下岗失业的双下岗失业人员；单亲家庭下岗失业的人员；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残疾人。

不分页显示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