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11月29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实施步骤
第三章 就 学
第四章 教育教学
第五章 实施保障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七章 罚 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三条 义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体制，县级人民政府负主要责任。
教育行政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
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应按职责完成义务教育工作任务。
第四条 义务教育以国家办学为主，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按照国家的规定和要求，单独举办或联合举办中小学。教育行政部门在贯彻教育方针、教学业务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二章 实施步骤
第五条 本世纪末全省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城镇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应当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经济特别贫困的边远山区必须普及初小教育。
省人民政府制定全省义务教育实施规划，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的规划制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具体方案。
第六条 义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两个阶段。在按质按量普及初等教育的基础上普及初级中等教育。基本学制为：初等教育六年，初级中等教育三年。
直接实施初等义务教育有困难，需要先普及初小教育的乡，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和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 实施义务教育，城市以市辖区或者不设区的市为单位组织进行；农村以县为单位组织进行，并落实到乡（镇）。独立办学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应按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划，组织实施义务教育。
第八条 实施义务教育，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与适龄儿童、少年数量相适应的校舍及其他基本办学设施；
（二）具备按省制订的编制标准配备的教师和符合义务教育法规定要求的师资来源；
（三）按照省规定的标准逐步配齐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文娱、体育、卫生等器材。
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办学单位应当按前款规定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改善实施义务教育的条件。

第三章 就 学
第九条 本省儿童的入学年龄为七周岁。各地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过渡到六周岁入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六周岁入学。少数居住特别分散、儿童上学有困难的地方，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推迟入学年龄，最迟不得超过九周岁。
第十条 乡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或者其授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至迟在新学年开学前二十天，将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的入学通知书发给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按入学通知书的要求送适龄的子女或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第十一条 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需要延缓或者免予入学的，由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乡级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批准。缓学期满仍不能就学的，应当重新提出缓学申请。
因特殊情况，适龄儿童、少年需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须向户籍所在地的乡级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登记，方可外出就读。
第十二条 文艺、体育等单位经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儿童、少年学员的，必须保证招收的学员受完义务教育规定的课程。
第十三条 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可适当减免杂费。
按国家规定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学校应按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和标准向学生收取费用，不得乱收费。
第十四条 受完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由学校发给相应的完成义务教育的证书。证书的格式和发放办法，由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章 教育教学
第十五条 学校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教学大纲教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第十六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
第十七条 中小学教师应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热爱教育事业，爱护学生，忠于职守。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学校教师不得对学生施行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对品行有缺陷、学习有困难的儿童、少年，应当给予帮助，不得歧视。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在不通晓汉语的地方，可以用汉语和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没有民族文字的，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

第五章 实施保障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和初级中等学校，方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在边远、居住特别分散的地方，应设置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班），方便儿童、少年入学。
小学以全日制为主，也可因地制宜举办简易小学或教学点，农村初级中等学校应当集中设校，除举办普通初中外，可举办初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为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努力使残疾儿童与其他儿童同步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条 教育经费实行预算单列。各级人民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和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县及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和增加对边远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制订实施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经费开支定额，并制订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的公用经费开支标准、教职工编制标准和校舍建设、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配置标准。
第二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和学校危房改造所需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予以实施。
新建、改建、扩建校舍和教职工住宅，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零”税率。
第二十三条 在城乡征收的教育费附加，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城市教育费附加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按规定足额征收，实行乡收、县管、乡用，不得平调和挪用。
各地所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按国家规定安排一部分专款用于中小学校舍和教职工宿舍的修建。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农村集资办学，欢迎海内外人士捐资助学。
严禁向学校摊派费用。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经费、基本建设投资和教学设备配置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
民族机动金和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应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第二十五条 规划部门在制订市镇建设总体规划或者区域改造规划时，应当征求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结合当地实施义务教育方案，将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纳入规划，并督促实施。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师范教育。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优秀学生报考师范院校。
民族师范院校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实行定点定向招生，定点定向分配。师范院校在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可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师范院校、教师进修院校、其他高等院校和电大、广播函授学校等，应为义务教育培养、培训师资。提倡并鼓励教师在职自学。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办学单位，应按省制定的教职工编制标准配备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师的管理、调配，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任何机关、单位不得任意抽调中小学教师改做其他工作。
教师自然减员的指标，用于招收合格民办教师。
师范院校和其他院校按计划分配到学校担任教师的毕业生，任何单位不得截留。
第二十八条 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民办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与公办教师同等对待，逐步做到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
提倡和鼓励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任教，当地人民政府应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给予较为优厚的待遇。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责任制，把实施义务教育的实绩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十条 小学、初中的开办、停办、合并、搬迁，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省辖市的初中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市辖区的小学由区人民政府批准；
（二）地、州和县（市、区、特区）属初中，分别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批准；
（三）农村中心小学、初中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其他小学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四）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校，由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一条 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立教育督导机构，负责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学校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实施义务教育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三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从事雇佣性劳动。对使用适龄儿童或少年从事雇佣性劳动的组织和个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并处以罚款；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不同情况，
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机构，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拒不改正的可处以罚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入学。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因工作失职未能如期实现义务教育实施规划目标的；
（二）无特殊原因，未能如期达到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要求的；
（三）对学生辍学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解决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应当在该地区或者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的；
（五）将学校校舍、场地出租、出让或者移作他用，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
（六）使用未经依法审定的教科书，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学校乱收费的；
（八）向学校摊派费用的；
（九）其他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克扣、挪用义务教育款项的；
（二）玩忽职守致使校舍倒塌，造成人身伤亡事故的。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扰乱学校秩序的；
（二）侮辱、殴打教师、学生的；
（三）体罚学生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的；
（四）侵占或者破坏学校校舍、场地和设备的。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必须开具省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收据。罚款一律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具体运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1994年11月29日
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研究
苏平 重庆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登记生效主义/登记对抗主义/交易安全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财产权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有意思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三种立法例。考虑到交易安全、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等因素，我国应建立一套以登记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变动公示体系，并针对知识产权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变动模式。具体而言，在知识产权转让方面，著作权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而专利权和商标权则应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应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在知识产权质押方面，应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但著作权质押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根据内容的不同，财产关系可分为财产权属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前者为静态的财产关系，而后者为动态的财产关系。由此可知财产法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确定财产的权属，保护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二是保护财产的流转，即通过对当事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调整，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作为财产法下位法的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围绕上述两种财产关系展开。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大多集中在静态的知识产权关系，而对于知识产权的动态关系以及交易安全的保护却并不留意，由此造成了知识产权交易当中的诸多困境。知识产权变动模式作为规范动态财产关系的主要制度，其立法是否科学攸关财产交易安全与否。研究知识产权交易的基础理论，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当下知识产权法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涵及立法例

（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涵

知识产权变动即知识产权的发生、变更以及消灭，是知识产权之得丧变更在法律上所表现出的一种权利动态现象。知识产权的变动表现的是知识产权的运动状态，即人与人之间对于权利客体的支配和利用关系在法律上的变化。由于知识产权是对知识财产的直接支配，因此知识产权变动是知识产权主体与知识财产相互关联的变动。从形态来看，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创造新的知识财产以及买受和继承（转移）知识财产等。知识产权的丧失，则是因知识财产的灭失（绝对的消灭）、让与（移转）、长期不行使权利导致消灭时效、放弃等方式而丧失。如果将知识产权出资入伙，则产生共有关系（内容的变更）；如果设定质权，则会产生自己不能亲自使用收益（作用的变更）等变更。就广义而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知识产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其涵盖了知识产权产生、变更和消灭等各种不同的知识产权变动方式；就狭义而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知识产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因此，狭义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容不涉及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导致的知识产权变动，如知识产权的产生、消灭和继承等。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及其立法模式。因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包括了各种知识产权类型的包容性体系，且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变动模式也可能会有所差异，故笔者仅以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种典型的知识产权为对象，对知识产权变动模式进行研究。

（二）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

财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具有“区域化”色彩，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立法体现，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也是如此。关于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国内学界并无定论。例如，有学者在方法论上借鉴物权变动模式，将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分为意思主义模式、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和知识产权形式主义模式；[1]而更多的学者只是在著作权转让或知识产权质权等具体的知识产权变动问题中提出了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模式。[2]综观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有关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具体表现以下三种模式，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应将知识产权之变动系于法定的公示方式——登记。

１．意思主义模式

在意思主义模式下，知识产权的变动以作为基础关系的合同为根据，即合同生效则知识产权发生相应的变动而无需登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２５条规定：“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的，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在此，对于著作权的转让和许可，登记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不影响其效力。在专利权许可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１４条第２款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第５条的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当事人应当自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３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但是，对备案的法律效力，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不过，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应认定此处的“备案”只是一种倡导性规范，当事人备案与否并不影响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效力。其原因如下：（１）从立法用语上看，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３个月内向主管部门备案；从语义上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备案之前就已生效，因而不存在备案影响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生效的问题。（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９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其效力不受任何影响。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著作权的转让以及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许可都采用了意思主义模式。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著作权法”第３６－３９条关于著作权的转让、许可和著作权质权设立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２．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知识产权之变动原则上取决于作为基础关系的合同，即合同生效则知识产权发生相应的变动，但未进行登记的，则该权利变动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在法国，注册商标权、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之转让即采用了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例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Ｌ．７１４－７条规定：“任何注册商标权的权利移转或者变更，非经在全国商标注册簿中登记，不得用以对抗第三人”；第Ｌ．５１２－４条规定：“任何改动或转让注册外观设计权利的行为，凡未在一个全国外观设计注册簿的公共注册簿中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Ｌ．６１３－９条规定：“所有系于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权利的转让或变动行为，非经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设立的全国专利注册簿中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日本对著作权的变动也采取该模式，如根据《日本著作权法》第７７条和第８８条的规定，著作权的转移或处分的限制，或以著作权为标的的质权的设定、转移、变更、消亡若不在著作权登记簿上登记，则这些事项不得对抗第三人。《加拿大著作权法》第５７条第３款也规定，如果未能真实告知受让人或被许可人，任何基于价格因素进行的版权转让或涉及版权利益的许可将会被裁决为无效，除非之前的转让或许可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了登记，而且登记文书记载了受让人或被许可人所主张的权利。此外，《美国版权法》第２０４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１０４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４０条第３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办法》第４条的规定，商标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法律要求自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签订之日起３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商标局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１９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商标许可合同未经备案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在商标局备案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商标许可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３．登记生效主义模式

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登记是知识产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非经登记，知识产权不发生当事人意图实现的权利变动效果。《日本专利法》采用的就是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例如，《日本专利法》第９８条规定：“下述事项若不进行登记就不发生效力：（１）专利权的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专利权的放弃、专利权处分的限制；（２）专用实施权的设定、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变更，或处分的限制；（３）以专利或专用实施权为目的抵押权的设定、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变更、消灭（因混同或担保债权的消灭除外）或处分权的限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统一技术权跨境移转合同必须进行国家登记，不遵守国家登记的要求将导致合同无效，而且是自始无效。[3]《德国商标和其他标志保护法》第２７条规定，如果向专利局提供了相应证据，基于当事人一方的请求，通过商标注册获得的权利的转让，应当记录在注册簿上，如果权利的转让只涉及商标注册的某些商品或服务，应当应要求缴纳收费表规定的记录转让的费用，如果不缴纳此费用，应被认为没有提出此请求；第２８条规定，如果将注册商标权转让或移转给第三方，权利继受者在专利局的程序中，或在向专利法院提起的上诉程序中，或在就法律问题向联邦法院提起的上诉程序中，只有自专利局收到转让注册的请求之日起，权利继受者才能够要求保护该商标以及主张通过注册获得的权利。由此表明，德国商标法对商标的转让实行登记生效原则。我国现行立法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转让以及知识产权质权的设立也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１０条、《商标法》第１０条的规定，专利权和商标权转让中的相关交易人应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或提出申请，且专利权转让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商标权转让合同自其被核准公告之日起生效。

二、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以交易安全为核心价值的考虑

（一）交易安全：知识产权变动的价值基础

“安全”作为法律的基础性价值之一，有助于生命、财产、自由与公平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4]正如英国学者霍布斯所言：“保护生活、财产和契约的安全，构成了法律有序化的最为重要的任务；自由与平等则应当服从这一崇高的政治活动的目标”。[5]之所以将安全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安全不仅与法秩序密切相关，也是法秩序价值的体现。[6]这种安全价值在经济生活中体现为静态的财产归属安全和动态的财产交易安全，而交易安全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财产权的权利变动机制。“近代市民法的原则性的权利变动机制是建立在权利确定和意思真实的基础上的。”[7]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表意人的意思可能并不会反映权利的真实状态，而当事人又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该意思而为某种交易时，这种善意且无过失的信赖显然有保护的必要。于是，在民法上形成了一系列的信赖保护制度，如表见代理制度。为了确保交易安全，现代财产制度往往为其配置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则，如财产权的表征方式、公示原则、公信原则等，而财产权变动模式与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以及公示原则、公信原则息息相关，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当然也不例外。

（二）公示公信：交易安全的实现方式

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与公示原则的关系在我国学界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以物权为例，我国学者关于物权公示的对象有“享有或者权利说”、“变动说”、“享有及变动说”和“享有、变动及消灭说”等。[8]为了便于论述以及厘清表征方式、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叶金强先生的观点，[9]将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与知识产权变动的公示以及其公信力加以区分。

１．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方式与公信原则

在财产交易中，为获得排他性产权，交易相对人必须透过某种信息渠道去了解和落实涉案财产的权利状态，以避免遭受损害。若将此种信息渠道的构建和权利状态的落实完全交由交易相对人，则往往需要通过一步步回溯权源的方式来实现，但这种方式极可能导致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现代财产法透过财产权的表征方式建立起一条稳定的信息传递渠道。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该渠道达到识别权利主体、了解权利状态之目的，而这种为法律所承认的识别权利的途径和方式即为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以物权为例，物权的表征是权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外人表明其拥有物权的事实和外观，是世人借以判断某人拥有物权的初步依据。因此，物权表征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利表象或权利外观。[10]在现代物权法中，占有被确定为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而登记则被确定为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因此，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观察交易之动产的占有状态或者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方式来达到获取交易之动产或不动产的权利主体和权利状态等信息之目的，以避免因交易信息的不对称而可能导致的交易风险。然而，仅仅具有财产权的表征方式显然不足以保护交易安全，于是，现代财产法在财产权表征方式的基础上推导出公信原则，即第三人因基于对法律认可的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的信赖而进行某项交易时，即使该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三人也不会因表征方式传递信息的错误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典型就是善意取得制度。“可见，公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与便捷。它有时虽然不免牺牲真正权利享有人的利益，但这是法律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权利享有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均衡、选择的结果。”[11]

在知识产权领域，因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的产生方式的差异而导致知识产权表征方式的云泥之别。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产生虽然涉及创造性行为、申请行为以及国家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三个方面，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商标权和专利权需要经过申请、审批、登记、公告等程序才能获得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登记不仅涵盖权利主体、权利范围以及权利期限等极为详细的权利信息，而且以国家主管机关的名义发布，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第三人因信赖主管机关的登记信息而与登记的专利权或商标权主体进行交易时，其信赖利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此即登记公信力的应有之义。与此不同，著作权采取自动取得原则，即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经完成即获得著作权的保护，不存在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和权威的登记信息系统。因此，著作权的享有无法通过登记的方式来表征。即使权利人可以通过自愿登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权利，著作权权属登记也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这是因为，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为自愿行为，因为受到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真正进行登记的作品比例不高，所以不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意义；另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的公信力强度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不同的权利表征方式推导出来的公信力应有强度差别，其实质是对第三人信赖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是适当的。以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为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有与所有权的分离已经成为常态，实际占有动产的主体极有可能不是动产的所有权主体，因而占有表征权利的缺陷会因此而扩大，这就要对动产占有的公信力进行一定的限缩，并要求第三人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而不动产登记虽然也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但在较为严密的规则体系下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动产登记应比动产占有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在著作权权属登记中，登记机关一般不会对登记的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并享有著作权以及作品的真实权利状态进行审查，因而登记的信息也就极有可能与作品的真实状态不符；而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所标示的信息相对而言要准确得多，特别是在权利主体状态的准确性上。因此，著作权权属登记的表征方式及其公信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由于著作权的主体缺乏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方式，第三人也难以确定作品的真正权利人，因此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原则上属于作者，而在作品上有署名的情况下，形成准占有的正面推定力，推定署名人为作者，进而可以推定其为著作权人，这实际上就是著作权的一种表征方式。因为一般情况下在作品上署名的人与作品的作者是一致的，第三人可以通过查看作品的署名来判断著作权的权属状态。由此可见，著作权权属登记或署名推定原则所引申的公信力强度要低于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权属登记，而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会影响到权利变动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