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探究和思考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 武

作者简介：蔡武，男，1976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丰城市，原在江西省丰城市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工作于奉新县人民法院，在法院期间先后从事过执行、行政审判、民事审判等工作。系中华哲学会会员，法律硕士（JM）在读，先后写过多篇理论性学术论文。

[论文提要]
我国当前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而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建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更应当是司法工作的价值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落实到司法机制上就是要保证司法和谐。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已具备了很好的制度条件和思想条件：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经在制度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和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极大权威的司法系统和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并且有了健全的律师制度；人们在思想上已普遍对法律形成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法律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中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司法和谐的构建及其进程。由此，从我国目前社会实际和司法实际出发，探究一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深刻内涵。
[以下正文]
一、公平正义的表述
公平正义是一个恒古至今讨论不息的主题，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正义在中文中指语言文字上的恰当与正确,或对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纠偏和匡正。比如我国唐朝有《五经正义》、《史记正义》。公平与正义合成一个词，叫做公正。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公平正义既是构建合法社会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自古至今，历久常新，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问题。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如道德、法律、政策等）及正当的程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正义则是公正的理念，包括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的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质，使人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
何谓公平正义，在近现代理论史上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诸如“公正”、“平等权利”等一类观念，都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处在不同经济地位上的人，对特定利益格局是否公正会有不同的判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此表达的尢为清楚。马克思强调要从经济关系出发来看待包括“公正”在内的观念。而罗尔斯从设想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即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公平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条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可见,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是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贯彻差别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来满足后者。
我国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坚持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法律职业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理合法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的进程中处于十分关键和基础的地位。这就要求在司法当中，应当坚持宪法至上和法制统一原则，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公平处理和规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我国当前所存在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是社会不公平产生的根本的原因。由于城乡分割格局的长期存在，农民工进城务工普遍面临着待遇偏低、劳动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不全、合法权益屡被侵犯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农民工虽身在城市，却多为“过客”，无法享有应有的公正待遇。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另一重大原因。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住房保障等等，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休系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其覆盖面较窄，失业保险、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社会统筹层次低，且标准不统一。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以及司法上存在的不规范行为和司法的腐败是造成社会不公平正义的又一重大因素。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频乃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均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不甚通畅，司法保障机制的无法实现，公平正义还停留在纸上。市场本身的不完善和其自身缺陷，造成初级分配许多不合理的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本身的不完善和市场自身的缺陷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的基本根源是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让我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失去了其应有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诸如此类，使得我国目前在公平正义的实现上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受国内需求严重影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很大程度上脱节，这使得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社会公平正义面前显得与我国社会体制格格不入。
第二，在社会CPI急速高涨的情况下，工作和生产效率、失业问题随之而来，资源分配极为不公，使相当一部分资得源不到利用，影响宏观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明显，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比例严重失衡，这些不公平不正义因素的存在不利于社会成员人力资本的整体提升。现行的医疗体制中因身份或户籍等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屡见不鲜，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去甚远。
三、现代社会公平正义主要内涵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征。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
第一，权利义务公正。公平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体要在权利义务上公正，它承认并保证社会主体具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并应履行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也就是要求社会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应是公正平等的，它要求劳动、受教育、择业等的权利和机会不能受出身、种族、性别以及资源占拥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同时对应的与之相适应的义务也应相应对等。
第二，机会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义务公正的前提。机会公正从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的要求来看，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层次不同人的需要，是一种立体网络型的公正平等。它不但要求社会多提供机会，而且要求社会制度要保证所提供的机会是公正均等的。
第三，程序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程序应当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机会公正和权利义务公正，才能保证效益的提高和增长。也就说政府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程序面前所有社会主体一律公正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公正平等的程序。
第四，效益公正。在市场经济中，公平正义要以效益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是要以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即必须与效益联在一起。抛开效益而言的发展和公正，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效益决定公平正义，效益的水平决定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另一方面，效益又来源于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就难以有效益。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公平正义理念———效益公正（实质上就是竞争公正和发展公正），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公正，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石。
第五，资源分配公正。在当代，人们通常是以社会资源（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作为评判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直接依据，这样，资源分配公正就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内涵和终极层次。分配公正与否，不仅关系到效益的高低，而且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护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正义，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制度和政策作用尤为重要。
第六，社会保障公正。在当今社会，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健全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以及缺乏参与社会选择、社会竞争能力----也就是劳动能力因客观机体原因有所限制的人和遭遇各种灾难的人，政府和社会应当提供保障，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公正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义务，而且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上述公平正义内容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我国目前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资源分配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在调节过程中，在构筑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道德基础的同时，尤要重视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使公平正义最终建立在权利公义务公正、机会公正、程序公正和效益公正的基础之上。总之，司法和谐的核心是发展社会公平正义。
四、如何在我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虽有较大发展，但在相比国际上发达国家而言仍然较低的情况下，我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需要从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去努力。
（一）国家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根本保障。
从政治层面而言，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要充分尊重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谋发展、搞建设时要综合考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并顾及不同阶层、不同群众具体利益；对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与法规，在条件成熟时要逐步加以清理和调整；在政策措施出台之前，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对个别部门侵害群众权利的行为要坚决纠正，防止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
（二）追求实现司法公正，用法律的手段来实现公平与正义。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要求。和谐社会要求的不是简单的“有法可依”，而是有“良法”可依。这里的良法应当是在技术上表述科学完善，在实质上适应社会发展，在价值上符合公平正义。
从法律层面上讲，公平正义要求司法机构必须坚持公民权利义务平等原则，秉执司法公正。因此必须坚持：1、合法合理原则，各级司法机构必须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不断提高以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2、及时高效原则，司法机构必须以高度负责、及时高效地处理每一起诉讼，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体现公平正义；3、程序公正原则，在司法活动中，只有通过法定程序让人民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让诉讼过程成为当事人感受公平正义的过程，以程序公正确保实体公正，以增强社会和群众对法律裁判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三）改革和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在机会公正的起点上体现和贯彻公平与正义。并从经济层面上来解决因非公平正义所呈现出的问题。
主要是需要重视进城务工人员（即农民工）在就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着的一些不公正的做法。但部分地区目前仍然存在有悖中央精神的一些忽视农民工文化权利的现象。对此，必须引起重视并迅速加以改变。从经济上来实现公平正义就是用经济手段（如财政、税收等）调节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使财政向农村、不发达地区和弱势困难阶层逐步增加扶持力度。使之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逐步缩小。
（四）树立科学的公平正义观，让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理解和贯彻公平正义理念。
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源泉。在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受益，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
总之，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追求社会公平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 廖申白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何怀宏：《公平的正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沈宗灵著 《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4、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 蒋兆康，林毅夫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论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

内容摘要 自杀是故意剥夺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自杀条款一般是出现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的，尤其是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是指保险人于合同履行一定期限内有故意自杀的行为，保险人对由此导致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一种约定。我们从承保范围和保险的目的方面来论述。但人寿保险的目的又在于保障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家属的利益，所以针对自杀情形我国法律给予一个“两年“期限的特殊规定。

关 键 词 自杀 人身保险 风险 保险目的 道德危险


有关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一般是为了规范和商业保险中出现的“自杀”情形而制订的。本文将从其概念、性质、意义以及各国的有关立法等方面作浅短分析，不足之处，望各位师长不吝赐教，进行斧正。

一．自杀及自杀条款的概述。

(一)、自杀及自杀条款的概念。

“自杀”一词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简单地从广义上说就是指“非他杀”， 有人把自杀还分为过失自杀和故意自杀，举个例子来说，例如儿童模仿电视剧中的上吊情节而“自杀”，儿童一个人在家，不慎开了煤气而“自杀”就是过失自杀，还比如精神病患者在神志不清时自杀，也是过失自杀，我个人认为，有关过失自杀的提法，是一个简单地从字面来解释的理解方法，上述我举的例子，用意外死亡来替代“自杀”的说法，恐怕更为合适一些。将所谓“过失自杀”运用在法律中有关自杀的处理规定中，甚至是以人身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中，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无民行为能力的人一般是不能成为被保险人的。我国《保险法》第55条第一款就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而且，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的无效的，实施的一切行为都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民法是基本法，保险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保险法在适用的时间必须遵循民法的一般原理。从狭义上来说，也就是讲的法律上的意义，自杀即故意剥夺自己的生命的行为。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就不能称之为自杀或者说不能称之为法律上的自杀。这是目前有关自杀的通说。保险业务中往往就将有关自杀问题的条款称之为自杀条款。
按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的分类——按照保险标的来分类，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的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的利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人身保险的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其中以寿命生命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的生存或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称为人寿保险；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使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人身保险称为健康保险；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以意外伤害而致使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称为以外伤害保险。所以自杀条款一般是出现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的，尤其是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

（二）、自杀条款的性质及意义。

一般来说，寿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是作为免除责任的条款拟出的，把自杀作为保险的除外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的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经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有学者是这样给自杀条款定义的：“自杀条款是指保险人于合同履行一定期限内有故意自杀的行为，保险人对由此导致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一种约定。”②那么既然自杀的结果也是人体死亡、生命的结束，保险业对这一问题为什么要作出免除责任的声明呢？
首先我们从客观上即承保范围上来讲。我们往往所说的保险并不是指保证危险的不发生，而是指在风险、危险发生以后，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给受损者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保险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向被保险人及时提供经济补偿,以求生活的安定.可以说补偿是保险的固有职能和基本职能.也就是说，保险的实质不是保证危险不发生、不遭受损失，而是对危险发生后遭受的损失予以经济补偿。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将个人与生活中因遭遇各种人身危险、财产危险、及对他人之责任危险所产生之损失，分摊消化于共同团体。保险具有减少社会问题，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之作用。所以承保范围很重要，不是所有的“危险”保险业务都受理的。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保险利益原则。弄清保险的承保范围，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风险，现代商业保险的可保风险的存在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风险应当是纯粹风险。即风险一旦发生成为现实的风险事故，只有损失的机会，而无活获利的可能。
风险应当是意外的。即风险的发生不能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所致的，也不可能是预知的。
风险应当使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标的数量的充足程度关系到实际损失与预期损失的偏离程度，影响保险经营的风险性。
风险应当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风险的发生应当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是被保险人不愿承担的。如果损失很轻微，则无参加保险的必要。
风险不能使大多数人的保险标的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因为保险的目的，是以多数人支付的小额保险费，赔付少数人遭遇的大额损失。
风险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测性。再保险经营中，保险人必须制定出准确的保险费率，而保险费率的计算依据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所致的损失的概率。如果风险缺乏现实的可侧性，一般不能成为可保风险。
从上述6点来看，尤其是第二点，风险应当是意外的。保险以特定的危险为对象。危险的存在是构成保险的一个要件，无危险则无保险。作为保险对象的危险必须具备如下特征：
危险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即不可能发生或者肯定要发生的危险，不能构成保险危险。
危险发生的时间不能确定。
危险所导致的后果不能确定。
危险的发生对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来说，必须为非故意的。
很明显，自杀情况一般是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导致的，从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应该是非故意的这一角度来看，自杀的行为不应当属于人身保险的承保范围，人身保险中的寿命及生命的保险，一般来说，指的是“保险”自然的死亡或者是疾病导致的死亡。我们应该看到，人作为一种生命体的存在，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现象，死亡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属于广义上的法律意外事件。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法不可归责与一放当事人的意外事件而产生合同纠纷的，该当事人是可以免责的。其实，保险中的险、危险，是人们忧虑和警惕着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足以造成伤害和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的潜在损失因素，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广泛性和危害性。而自杀是被保险人自身具有的主观意图的行为造成的，不符合保险法上的危险的客观性，因而不应当属于承保范围。
有关人身保险的创立，有这样一种说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巴比伦的士兵出外去打仗，兵凶战危，得到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所以出征前，每个人都放下一些金钱，组成一个基金，那些不幸战死沙场的家属便可在这个赔偿基金中得到保障。从最先的保险意图来看，是没有将自杀的情形函盖在内的。埃德蒙 哈雷是人寿保险的一位先驱，他编制的一张生命表，奠定了现代人寿保险的数理基础。1693年哈雷以德国西里西亚勃斯洛市1687—1691年按年龄分类的死亡统计资料为依据，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张生命表，其中精确地表示了每个年龄的人的死亡率，并首次将生命表用于计算人寿保险费率。从这一渊源来看，哈雷在制定生命表的时候，是按一般情况来统计的，可是我们知道，自杀的死亡率和一般自然死亡和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是相差很远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哈雷在制定这张生命表的时候，是将自杀的情况忽略不计了的。
其次，从主观上即保险的目的方面来讲，保险是一种经济救助的活动是分散风险，借助他人的安定自身经济活动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行为，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保险人通过将投保人所面临的分散风险集合起来，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就将少数人发生的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或给付行为分摊损失，将集合的风险予以分散，对维护社会安定有一定的作用。将自杀作为责任免除条款来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蓄意自杀者企图通过保险方式为其受益人谋取保险金，从而避免滋长道德危险并影响保险企业的正常核算。保险风险的无形风险因素中包含有道德风险因素和心理风险因素。其中道德风险因素是指与人的品德修养有关的无形因素，即由于人们的不诚实、不正直或有不轨企图，故意促使风险事故的发生，以致引起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因素。保险业务中，保险人对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因素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这是因为道德风险因素的情况，违反公平性原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原则。2002年10月,我国,对《保险法》进行了修改,总则部分的惟一一处改动是增加第5条,明确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相比较而言,修改前的保险法只是将诚实信用原则与遵守法律和遵循自愿原则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此次将其独立成条,其立法意旨就是强调保险活动必须遵循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突出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这体现了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活动的基本要求和对诚实信用的孜孜追求. 从另一方面看，法律解释学中最常用的是目的解释学，也就是说人们解释法律的时间应从立法的目的来解释法律，领会立法者的意图来决定被解释法律的适用，保险法中有关自杀的条款的设立，都是为了预防保险中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防止一些保险诈骗分子以自杀来骗取保险金；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遇到困难实在对生命已经失去信心的社会边缘人为了为自己的受益人获取客观的保险金而自杀，因为对他们来说，此时的生命远远没有金钱那样重要了。我们拿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康宁终身保险中的有关条款作例子，在第四条保险责任的第二款是这样拟定的：“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但应扣除已经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我们看到，三倍的赔付额，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骗取保费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现代社会，自杀率在升高，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而社会保障措施又不完善，这样极端的事件发生率在增加，自杀条款的立法原意，就是预防道德风险，防止保险欺诈。所以，寿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往往是作为免除责任的条款出现的。
自杀条款归属于人寿保险合同中，人寿保险的标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生命是无价的，不存在衡量其客观价值的标准。但是一些人身保险的设立，在被保险人死亡时，还是能给其受益人一些物质上得补偿、一丝安慰。自杀这一特殊情形的出现原因有很多，不单纯由包括前文提到的骗取保险金，还包括有时被保险人遭受意外打击或心态失常等情况，前文我们已经到目的解释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并不是为了骗取保险金而自杀的，对保险人的完全免责，那么对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受益人甚至是被保险人都是不公平的。人寿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家属的利益。“如果对发生的自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给付保险金，势必影响受益或被保险人家属的生活③所以，为了保障它们的利益，在很多的人寿保险合同中都将自杀列入了保险责任的范围中，但规定是在保险合同生效的一定期限后。发生在被保险人身上的自杀行为，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其实我们可以把自杀条款称之为不完全免责条款。我国《保险法》第66条第二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禁条件的合同中，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在人寿保险公司退出的各类保险合同的共同条款的责任免除条款第4款中也注明：“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我国将期限定为两年，是因为根据心理学的有关研究， 一个人在两年以前即开始有自杀的计划，这一自杀意图能够持续两年期限并最终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国保险法中自杀条款的这种规定，既可以避免道德危险的发生，也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二.有关立法

由于各国对自杀性质的看法不一，自杀本身的危险客观性的理解不一，以及保险业的经验和观念不同，各国国家有对自杀情形理赔的不同规定。大多数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是允许保险人因被保险人自杀而给付保险金的，但是对时间作出了限制。只有再保险合同生效后一定期限内所发生的自杀行为，才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故意自杀者，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额之责任，但应将保险之保单价值准备金返还于应得之人。保险契约在有被保险人故意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保险金额之条款者，其条款于订约二年开始生效力。恢复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其二年期限应自恢复停止效力之日起算。”④美国人寿保险条款中有关自杀的条款就规定，无论清醒或神经错乱，被保险人所致的死亡危险，通常在保单签发后一年或二年内才列为免负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在免责期限内自杀，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须返还已交的保险费；如果在保险合同生效或恢复效力起一年或两年后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死亡保险金。至于伤害保险仅以伤害为保险范围，所以被保险人的自杀，保险人一律概不负责任。意大利《民法典A》第1927条规定：“在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下，其发生于自契约缔结满二年之前，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除非有相反的约款。如果因保险费的支付的欠缺使契约处于效力未定状态，自效力未定状态被取消之日没有经过二年的，保险人也不承担责任⑤这类允许对自杀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承保的国家，其理由不致都相同，我国学者在此方面也有相当多的论述。例如，王元肃先生主编的《保险法学》认为，“自杀毕竟是死亡的一种，有时候被保险人遇意外事件的打击或心态失常亦会作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并非是有意图谋保险给付金。为了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在很多寿险保险合同中都将自杀列入保险责任条款，但规定在保险合同一定期限后（通常是两年）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根据心理学的调查，一个人在一二年以前即开始自杀计划，这一自杀意图能够持续两年期限并最终实施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杀条款的规定既可避免道德危险的发生，也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⑥
当然还有少数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它们的法律规定是：被保险人自杀者，保险人概不负给付保险金额的责任。他们将自杀完全排除再保险范围之外，立法理由主要与严格维护保险法上的“危险客观性”有关，认为被保险与严格维护保险法上的“危险客观性”，认为被保险人的故意自杀是保险人当然的除外责任。此外，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允许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刺激自杀率的增加，在自然界中，生存是第一条，自杀是违反自然规定的，是社会不提倡的，况且自杀率升高，也是法律所不希望看到的。自杀率升高，对社会的稳定势必会造成影响。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与立法理念，但目的都在于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① 王肃元 主编《保险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第96页。
② 陈晓光 主编《保险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第220页。
③ 覃有士主编.新编保险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会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60—161页。
④ 陶百川 编著《最新六法全书》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9月（增修版），第225页。
⑤ 李玉泉 主编《保险法》（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49—250页。